2008年1月11日 星期五

沒有所謂標準答案 (教育人行道 7號 On Educating, No. 7)

教育人行道 7號 On Educating, No. 7
2008/1/12 (創刊: 2008/01/05) 主編:鍾漢清
Quote from W. Edwards Deming:
The process is not just the sum of its parts.
Quote from W. Edwards Deming:
Without theory, there are no questions.


沒有所謂標準答案
在國內,老師或家長,甚至學生們,大概都對所謂「標準答案」習以為常,所以很難容忍沒有所謂「正確解答」的問題。

譬如,有位老師問道:「光速多快?」如果你讀過相關的科學史,大概會發現,近百年來,它的測量值至少有幾十組,而每組都不同,這要看當時測量系統的精密、準確程度而定。換句話說,世界上沒有所謂的「真值(TRUE VALUE)」。


看了美國電機電子工程學會(IEEE)刊物上有篇文章,才曉得美國曾經有道考題:「何謂歐姆三定律?」
其「標準答案」是:EI×RIE/RRE/I
其實,很多人會認為,如果分母不為零的話,上面所謂三大定律,不過是同義,即,應是同一定律的不同表示法。雖然,有些老師會說,其中每一式子的解釋能力,甚至應用場合,都是不同的。
目前,許多考試都用複選題方式出題,以便利閱卷。其實,這是很偷懶,不負責任的方法,因為高品質的複選題,幾乎是很難「設計」出來的。

所以,最有彈性、深度的問題,應該是開放式申論題,即使考題是科學科目,也是如此。
我不妨用英國某大學作法為例說明:
不管學生選修的組別為何,假設共分三組,那麼各科出一百分,所以採不分組別方式會考,每張試卷的總分為三百分,學生考試時可以不論其主修,任選題回答--如果你有本事或膽量,大可跨組作答。這種方式,每題甚至可依難易再分為三道小題,分數則用幾何級數加權,即,每題的子題,愈難者加權愈重,鼓勵學生深入答題,而非蜻蜓點水,只知道一些表面的東西。

由於是申論題,對同一組考題,對於考核研究生與大學生,標準嚴格就不一(這完全由教授自由心證)。合格基準對於研究生為五十分,大學生為四十分。
其實,這種考題是考「真功夫」,也才能測出學生了解的深度。可惜,這種考法,對於出題者很吃力,更何況要他們「自由心證」來給分(當然,考生要匿名),所以在台灣很不受歡迎。

中學畢業三十年後,再回頭看看理化等科學教科書,一來聽說有老師是用「三讀通過法」(即念三次就交差了事),二來看看大部份教的,多是很獨斷、很天真的東西,不禁令人悵然若失。事實上,在實際的研究或應用領域中,每個人對於簡單的問題,也得大費周章、小心從頭(最基本)求解,不會有所謂的標準解答。

有人說:「科學家的任務並不是尋求最後答案,而是盡力去取得最好的部份答案,使別人因此可以懷存信心去研討未知的事情,從而得到更好的答案。」說得不錯,對於許多書本的標準答案,太快就相信它們,這算是迷信吧!

所以,很多時候,「品質」要從探索過程中去追求,而不是找標準答案。李政道博士在諾貝爾物理獎頒發致答謝辭時說過:「在追求知識過程中,可能進步迅速,像西遊記中的孫行者,但是我們必須記住,即使我們翻到如來佛的手指根上,距離真理仍極遙遠。」(鍾漢清--19951020--)
2008/1/12
台灣的2004年總統選舉有爭議,所以有人捐錢數億元將所有選票完全複驗過。結果當選人陳水扁先生說:「要計算原歸為廢票(選民的章蓋在指定框之外等等)的話,我得票更多。」
英雄人物 Edmund Hillary 首先登上珠穆朗瑪峰的埃德蒙·希拉瑞)過世。引起我們追問:世界最高峰Mount Everest(エベレスト;中国名チョモランマ)真的8848米?
一般接受印度在1952-54所作的量測值:8,848 metres (29,028 feet)
不過,中國在1975年量的為. 8,848.11 meters high(29,029.24 feet)
意大利有兩數據:8,872 meters high (29,108 feet, 1987)和 8,846 meters (29,023 feet, 1992.)
1999年 美國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資助用 GPS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量為29,035 feet

人物

紐約時報教育圈收一藝術家之訃聞:Liam O’Gallagher, 90, a Beat Avant-Gardist and Teacher, Dies
有道理:末段講一言語風光:接線員誤將市立動物園聽成監獄
In some circles, he is probably best known for sound art that combined performance, chance and technology to create surreal, sometimes funny works like “Border Dissolve in Audiospace” from 1970, a fuzzy, echoing recording in which directory operators are called and asked to look up various numbers.
“I wanted the phone number of the city zoo,” Mr. O’Gallagher asks dryly.
“The city jail?” the operator responds, in a high, officious voice.
“No, the city zoo, operator.”

“Chinatown” (1960), a work by the artist Liam O’Galla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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