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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夢》，台北三民出版社，1999，pp.35~47。
榆樹下的省思
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
——漢樂府 (書中缺此引文和圖 --省略) 與美國各地的大學大致相同，耶魯的暑假每年也放得很早，大約到了五月的中旬，在考完最後一門課之後的當天或次日，住在十二個寄宿學院內的學生便群鳥般四散而去，三兩天之間，紐海文大草地周圍的街道就顯得空空蕩蕩了。今年暑期，我沒什麼地方可去，一天到晚，大都泡在自己的辦公室內讀書消夏，看到同事們出遊的出遊，去暑期學校授課的授課，我自滿足這孤雲獨在的優閑。有時候在室內坐悶了，我就出了門沿廟街（Temple St.）向校園的中心走去，穿過聖瑪麗教堂石壁外的夾道，轉到紀念堂（Memorial Hall）的大圓頂下，然後在威廉大樓（WLH）前那塊鮮嫩的草地上坐下來，靠著大榆樹消受濃蔭下的清涼。我覺得，閒暇和寧靜的確是生活的補藥，閒暇滋長了人尋覓的幽趣，寧靜則拓寬了我思考的空間，享著這樣難得的清福，再加上終日獨處，平時讓忙碌弄得麻木了的感覺遂慢慢地恢復過來，心裏忽然有了一點省思和回顧的衝動。
比如拿剛才提到的這段路線來說，它其實就是我每天來威廉大樓上課所走的捷徑。只因我平日總是來去匆匆地趕路，沿途的景觀多擦肩而過，很多熟悉的建築物在我的眼中只留下了大概的輪廓，若要問起有關它們的掌故或某一個局部的細節，我幾乎是一片茫然。很高興現在有了充足的時間，也有了比較好的心境，我可以停下腳步，用欣賞的目光來注視這些建築物不同的細部了。在細觀默察的時候，我覺得平時眼熟的東西奇怪地現出了幾分陌生，而行步之間，再反復品味這些從不同角度獲得的視覺感受，我才模糊覺察出很多從前沒注意到的韻致。周圍不少建築物修建的年代其實並不算特別久遠，但用來砌牆的石塊好像經過了做舊處理似的，都呈現出或深或淺的陳舊顏色，而未經打磨的棱角也有意保留了它們原來粗糙的形狀，全都在牆面上不規則地顯露出來，連刻在其上的銘文也很簡樸，並不怎麼精美的字跡若隱若顯的，好像過路的人隨意刻下的一樣。還有笨重的鉛制檐溝和水落管，綠鏽斑駁的青銅大門，深暗的彩色玻璃窗，總之，從牆街（Wall St.）走到高街（High St.），沿途所見的石壁、圓柱、拱卷和裝飾雕刻，處處都流露出一種韜光養晦的情調，令人如置身中世紀的修道院之中。每一個寂寞的石臺階都長凳子一樣乾乾淨淨，只要你願意坐下來，那裏就是讀書或思考的好地方。
但仰起頭眺望四周，高處的空曠則別有一番景致：直刺青天的尖頂，厚重的圓頂，以及屋頂上形態各異的煙囪和小塔樓，所有這些像大旗高舉或喇叭吹奏一樣指向高空的建築物頂部，都挺拔得錯落有致，各自聳立在它們應處的位置上，在耶魯校園的上空撐起了並不讓人感到壓抑的宏偉氣勢。哈克尼斯塔樓（Harkness Tower)在尖頂的群峰中最引人注目，一看見它高臨老校園（Old Campus)背後的雄姿，我就聯想起“塔勢如湧出”那句詠雁塔的唐詩。它確實如一股巨大的噴泉從平地上湧起，皇冠狀的頂部則像水柱噴到最高處向下散落時一下子凍結在半空的泡沫。在紐海文的建築群中，它那看起來好像有點剝落頹敗的剪影給人的印象尤其深刻。現在，這座建于本世紀初的塔樓已經成了紐海文的標誌，也常被視為耶魯大學的象徵，前來遊觀的人大都喜歡以它為背景照一張難忘的留影。我以為，它的建築風格最能代表老校園周圍建築群的特色：仿古的優雅和現代技術效果的簡潔和諧地結合在一起，具有古老的歐 洲風味，卻無繁瑣雕琢的痕跡。尖頂林立的哥特式空間凸現了精神對上蒼的仰慕，由於在總體佈局上協調了遠近的對比、高低的搭配和虛實的互補，高聳的建築群並沒有給人所活動的地面投下過於沉重的陰影。它們被一塊塊綠草地隔開，再有大榆樹夾道而立，長春藤爬上石壁，經過了歲月的漫長積累，在這些舊式建築的隱居群落間，思想已經給它的自由棲息建立了永久的家園。
耶魯建校至今已近三百年，從最初只有十幾個畢業生發展到今天這樣的規模，其間當然有一個逐步積累的過程，想到這個凝聚了時間刻痕的空間中分佈著如此豐富的積累，我忽然對耶魯的歷史產生了作一番瞭解的欲望。耶魯的傳統是怎樣形成的?作為這個學者集團和朋友社會的一個成員，對比一下我在中國大陸讀書和教書的經歷，耶魯的精神有什麼特別值得我們省思的地方?帶著這些問題，我讀了一些有關耶魯的材料。文字的記載就是有這樣的好處，它構成了公共記憶的貯藏庫，我從周圍人的口中瞭解不到的事情，打開了書本，一件件都寫得清清楚楚。幾天的閱讀下來，談起這個學校一些有趣的往事，連在此執教多年的一位同事都驚歎我所知之多。現在，就趁我的印象還比較新鮮，先把我以為一般的中文讀者有興趣瞭解的事情，以及由此引起的感想寫在下面。
耶魯是很多很多人經過近三百年的努力創造出來的，它的名字則來自其實與它並無多大關係的埃利胡•耶魯（Elihu Yale）。此人的一生頗有傳奇色彩，據他自撰的墓誌銘所說，他“生於美洲，長於歐洲，游於非洲，娶于亞洲，最後死於倫敦。”大約是一七一七年左右，一個建立不久的學院剛從塞布茹克（Saybrook）遷到紐海文，為了資助學校的興建，富有的埃利胡捐出了價值五百六十二英鎊的九包貨物和四一七本書籍，以及英王喬治一世的一張肖像。對他寄有厚望的校董事們因此便以他的姓氏命名了草創中的學院，但這位恩主此後似乎再也沒有向學院提供什麼實際的幫助，在當時乃至其後的漫長歲月中，學院的財源主要來自教會和地方政府。
最初，耶魯學院是一個公理會（Congregational）——獨立的基督教教會聯盟——辦的學校，從主管大事的董事們直到教員和學生，幾乎全都是公理會的成員。它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個神職人員的培訓部，在那個時候，大批的學生畢業後都當了公理會的牧師。正如早期的一個校長克萊普（Thomas Clap）所說，耶魯是培養牧師的宗教團體，不是造就不同專業人才的學校。由於它的神學根基和濃厚的宗派性，耶魯在建校後長期為堅持自己的價值和獨立的管理權，同地方政府發生過很多摩擦和衝突。我們沒有必要在此涉及那些複雜的人事糾紛，基於我自己長期在中國大陸公立大學的經歷，我以為，在耶魯這樣的美國私立大學中，源於基督教精神的保守立場的確有其非常可貴的一面，那就是絕不向世俗的權威和物質的利誘妥協，只要是為了維護個體的獨立，為了固守既定的價值，即使付出犧牲的代價也在所不惜。這種對抗的立場也為革命精神的滋生提供了合適的土壤，一本記述耶魯師生參與美國獨立革命的專著，就起了這樣的書名：《耶魯學院：康乃狄克煽動反叛的專科學校》（Connecticut's Seminary of Sedition：Yale College）。
精神在俗世的成長往往得經歷一個拉鋸戰般的磨礪過程，它必須堅持的是它的抽象原則，但它還得在不斷的自我調整中尋求發展，一邊放棄過時的負荷，一邊與時為新，寓不變於自覺的求變之中。基督教本身的發展就是這樣的，西方社會的民主進程也大致如此，耶魯同樣經歷了類似的歷程。耶魯在早期和地方政府的主要紛爭，可以概括為誰控制學校的問題，教會人士為緊抓著手中的治校大權，一直抵制政治的干涉，因此也使學校的財政長期陷入了困境。耶魯與哈佛、普林斯頓等最早建立的長春藤盟校都有一個一致的方向，那就是在官方的限制外走自己辦學的路子，它們由此鑄造了美國的私立大學各自堅持的個性特色。在中國大陸那種一統天下的情況下，所有的大學都被辦成對人進行嚴格管理的機構，要發展像美國私立大學那樣的個性特色，當然是根本無法想像的事情。
不過，一個獨立的大學也不能只靠信仰活下去，它還需要金錢撐腰，耶魯同時也在適應社會需求的過程中向綜合大學的方向發展，稍後的另一個校長斯狄爾（Ezra Stiles）扭轉了克萊普狹隘的宗派模式，在原有的古典和宗教課程外增添了大量的專業科目。十九世紀初期，耶魯校友會成立，校友的慷慨捐贈從此給耶魯的財政打下了雄厚的基礎，校友會的力量同時也取代公理會的牧師，逐漸滲入了校董事會。耶魯從此走上了耶魯人自己壯大自己的發展之路。此類反哺母校的饋贈不只使耶魯深受其惠，在美國，它已成為所有私立大學的主要財源。在一個離了錢寸步難行的社會中，沒有這種把私人資產積累到公共教育機構中去的文化投資，教育的獨立和學術的自由根本是無法設想的。積累的意義大矣哉!不幸在我們中國，多少年來所做的事情多為拆毀和消蝕既有的積累，新的增長常採取從外部注射的方式，於是揠苗助長的結果，比比皆是也。我們的教育事業至今仍缺乏民間的資源，我們實際上只有“官學”。
南北戰爭以後，隨著宗教的影響逐漸削弱，耶魯最終從公理會的宗派模式超脫出來，發展成今日這種多樣統一的自治局面。它最初那種“狷者有所不為”的氣質，並沒有在走向未來的開放中受到侵蝕，反而與更多的新觀念熔鑄得愈加堅實。舉最近的兩個事例就可看出，面對國家的強權和金錢的支配，耶魯的固執拒絕所表現的那種學院式孤傲，對於中國的大學來說，是不可想像的。越戰期間，美國政府指示各大學對於藉故逃脫徵兵的大學入學申請者一律取消獎學金的資助，命令下來，獨有耶魯拒不執行。校方依然堅持要根據學生本人的成績辦事，不考慮外部強加的政治因素。同時，對越戰復員回來的申請者，也不按政府的規定作任何照顧，在錄取與否上仍一律按慣常的標準對待。為此，耶魯失去了來自聯邦的一大筆基金，至今在財政上都未能恢復那一次受創的元氣。前不久一位富人捐給耶魯兩千萬美元，但條件是要按捐款者的意圖開設指定的課程，聘用指定的教授，由於耶魯不願意屈從對方的專斷，最後在財政極其困難的情況下毅然退回了全部捐款。
在耶魯學習和工作，你往往會覺得這裏的某些方面古風猶存，上述那些也許會被人視為固執得近乎迂腐的做法，豈不就是孔於堅守的“固窮”，孟子所謂君子“難罔以非其道”嗎?其實，在美國這塊開發不過三百多年的新世界裏，你有時反而會看到很多被保存得完好的舊事舊物，會偶爾感受到生活在過去某個時代的經驗，這裏基本上是一個“天不變道亦不變”的社會，沒有那種朝令夕改的現象，既有人追逐新潮，也有人甘於守舊，誰也不會無故干涉你的事情。因為尊重自由和獨立的價值已經鐵定了，傳統的東西才得以日新而不失其舊韻。不僅耶魯校園的建築面貌如此，它的校風和學風也是如此，可歎我們歷史悠久的中國卻因百年來的蒼黃反覆而耗竭了自己古老的脈氣，致使社會過分求新的熱潮浮躁得像老頑童一樣滑稽，傳統中有生命力的東西不但沒有得到應有的發揚，甚至連倖存下來的舊事舊物也被時髦地包裝起來，與假古董、複製的古跡一起同流合污在後現代生意經的俗豔狂潮中。誠如孟子所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然而長滿了老樹古木的城市畢竟在環境上更具有歷史惑，也更容易觸發人思舊的情懷，在又名榆城的紐海文市內，如今的榆樹雖大不如十九世紀的作家描寫的那樣鋪天蓋地，但合抱參天者依然隨處可見，你既可以在晴日下享受其密佈的濃蔭，也可以月下散步時欣賞其搖曳的幽姿。這塊和平的土地就是這樣神奇地得天獨厚，精神只要在她的泥土中紮下了深根，欣欣向榮的生意自然就會往沒有限制的高空伸展開去。
耶魯大學現由本科生部（這裏習慣以“耶魯學院”相稱）、研究生院和十個專業學院構成，而本科生始終都是學校的主體和教學的中心。同美國其他的大學一樣，耶魯的一二年級學生是無所謂學什麼專業的，即使是三四年級選定了主修的方向，也只是在已經由博覽形成的知識廣度上有所側重地加強深度，為進一步讀研究院或專業學院打下基礎而已。從課程的設計和選課規定，直到現任校長賴文（Richard C. Levin)在不同場合的講話，可以明顯地看出，耶魯的大學本科教學一貫都堅持了這裏常說的“通才教育”（liberal education）。
談起了通才教育的問題，又使我痛切地想到百年中國在各個方面都因缺乏積累而陷入的困境。大學在西方是經過長期的積累而逐步發展起來的教育機構，它本來就有它的人文精神傳統。但在中國，大學的興辦則是為了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為了培養富國強兵的人才，從一開始就有片面的功利傾向。五十年代向蘇聯學習的結果更加強化了人才培養的專業化方向。我們常說，人是世間最寶貴的財富，這種貌似重視人的說法其實是在宣揚把人當作可以利用的資源對待的態度。因此，人才的培養只著重製造工具型的專業工作者，而不重視受教育者作為獨立的個人如何全面發展自身的問題。一個在入學前就被決定了所學專業的大學生，簡直就是送進了大學的人才生產線上加工的人“料”，不管他或她喜歡不喜歡或適合不適合所學的專業，專業一旦決定，這個人就必須被製造成有用的專業工作者。
通才教育並不造就所謂“有用的”人才，其目的只是培養學生的悟性，擴充他們推理和感受的能力。它並不教什麼特殊的知識或技巧，而只為了豐富學生的心智，促使他們發展自己批判地、獨立地思考的能力，使他們儘量少受或不受偏見、迷信和教條的束俊Ｒ虼耍ú沤逃且越逃秊槟康谋旧淼模鼇K不為任何特殊的目的服務。在一次畢業典禮的講話中，賴文曾明確指出，耶魯並不打算為二十一世紀製造一批只精于運算、理財和做買賣的實業家，或只懂得操縱媒體做有效交流的從政者。耶魯要培養的是二十一世紀的引路人，他們要有創造性獨立思考的能力，要有能力在自己精通的專業知識之外思考更為廣泛的問題。
也許賴文的期待有不少隻屬於他個人理想的成分，現代的受教育者已不是從前的有閑階級，文憑與求職的關係畢竟是很現實的問題。但不管怎麼說，從耶魯學院的課程設計和要求可以看出，所有的限制都有意防止學生選修的課程陷入過於狹窄的知識領域，都鞭策他們均勻地選修四大類課程，使其中的每一門都和將來的主修課合理地搭配起來（distributional requirements），這樣的努力至少對過分專業化的傾向起了沖淡的作用，至少在一個學生達到學有專長之前先打下全面發展的基礎，然後才由博返約，在廣泛的瞭解之後培養出自己的興趣來。你到底要從事什麼專業，一開始可能完全是未知的。起先的選課幾乎是一種“遊學”，是通過選課來發現你的興趣和能力，是在有趣的實習中檢驗你可能成為什麼樣的人。你可以反復地放棄，直至找到適合你從事的專業。但不管學什麼專業，人類系統經驗的幾個基本類型——數學、實驗科學、歷史、哲學和文學的闡釋——則是必須全面瞭解的。本科生在耶魯向來被置於首位，所有的名教授都得給本科生上課，因為這些基礎課程被認為是最重要的，而在必要的時候，學生還可以要求教師做專門的輔導。耶魯也不主張滿堂灌的講課，學生的自由發言一直受到鼓勵。因為通才教育就是要引導學生質疑和界定我們的價值，讓學生自由探討，公開爭議，接受挑戰，只有冒險讓不同的思想和價值得到自由的表達，才能培養出對偏見和不寬容有勇氣抗拒的公民，正如賴文對耶魯的學生們所說：“你們既然幸運地有了自由和獨立的頭腦，就不可避免地要擔負捍衛自由和獨立的責任。”
除了課堂學習，耶魯還建立了十二個寄宿學院，讓住在其中的學生在完全自治的環境中過他們的課外生活。耶魯是一個沒有圍牆和大門的學校，所有的建築都分佈于紐海文城內的不同街道上，教室和辦公室與市內的商店、公司錯落在一起。與這種整體上的開放相反，那些學院都修建得像古堡一樣封閉，大鐵門總是緊關著的，你幾乎難以從外面看見裏面是什麼情形。因為那是屬於寄宿學生自己的領地，封閉顯然不是要把學生關在其中，而是為了製造一種自成體系的氛圍。這就是耶魯的哲學：在大的方面，是一個鬆散的組合，但同時又在其中有意地安排下一些彷佛有自己的隱私要保藏起來的獨立單位，在分散與凝聚的協調中保持整體的活力，學院各有各的院徽和旗幟，有自己的食堂、圖書館、活動廳，各按各的傳統過各自的節日，搞自己的體育運動，再於其中作形形色色的結社，組織更小的朋友圈子。這裏有自發的互相學習和競賽，有種種以遊戲的方式讓你領略人生經驗的活動。教師也參與其中，但不是監督性質的，而是社交性質，他們只是按一定的數目填充進來，配夠這個自成系統的集體所需要的角色，同時也在頻繁的聚會中找到各自的位置，從而分享身為一個成員的榮譽。我本人就是戴文坡特（Davenport）學院裏的一個教師成員（fellow），有時被請到院長的客廳喝酒聊天，或偶爾在學生食堂吃一頓飯，在畢業典禮遊行的時候排到該院畢業生的隊伍前壯壯聲勢。由於掛靠在了一個集團的名下，你的名分就使你有了特殊的歸屬感。
在三四年級的學生中，另有一些從十九世紀沿襲下來的秘密結社（secret society）,著名的組織有“骷髏與骨頭”、“書和蛇”、“卷軸與鑰匙”等。學生和教師中很少有人知道他們的活動，可以知道的只是，他們都是學生中最優秀的人物。必須經過該組織內一個成員的推薦，外面的學生才會被接納入會。他們都有定期的活動，集會的地方是該組織的會堂。如果你走在耶魯校園所在的街上，偶然注意到一座與眾不同的建築，你發現那神廟一樣宏偉的石頭房子沒有任何類似窗子的孔洞，只有沉重的鐵門好像幾十年沒開過地鎖著 ，石壁堅固得像碉堡一樣，四處看不到一個字的標誌或說明，無論什麼時候經過，它都陰沉地盤踞在它的角落，那大概就是某一個秘密結社的會堂。聽我們系的一位老教授說，他們祖孫三代畢業于耶魯，他又在此執教多年，只是在後來他的一個學生成了某社的成員，他才對秘密結社有了一點瞭解，很多秘密結社的成員畢業後都成了大名，做了大事，那些石頭修建的會堂就是有錢的前會員捐贈的。這些房屋如今已構成了耶魯建築景觀的一部分，它們以其絕對封閉的面貌給校園和街道增添了一點神秘的氣氛。若放在中國，像這樣容易引起人猜疑的組織，不知已被多少次打成“反革命”集團了。但在這裏，神秘也是一種價值，學校有責任花錢維持它的存在。因為大學是一個為學生的全面發展提供良好環境的地方，每一個人都能像榆樹一樣，既然長在了這裏，就擁有紮根的土地，就自在地生長起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