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9日 星期六

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 在德国惹出风波

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 在德国惹出风波
德国柏林一个住宅区盖了一座以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为主题的儿童游戏设施。但因为设施上面有一个半月形,而受到“西方文化捍卫者”的强烈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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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歷史[編輯]

將這篇故事最早加入《一千零一夜》的歐洲翻譯者之一安托萬·加朗(Antoine Galland),把故事加入了他的法語譯本(法語:Les Mille et Une Nuits)(1704-1717年成書)。加朗是18世紀的法國東方學家,故事的來源可能是加朗在阿勒頗(今屬敘利亞)聽到中東講故事人口述的。但故事已知的最早成文版本就是加朗的法語版。當理察·弗朗西斯·伯頓將《一千零一夜》翻譯成英文時(《一千夜之書和一夜》),他把這篇故事放在附本里,而不是書的主體。伯頓認為故事最早來源於賽普勒斯希臘人[1]
美國東方學家當肯·布萊克·麥克當納(Duncan Black MacDonald)曾聲稱在牛津博德利圖書館發現此故事的阿拉伯語手稿,[2]但這份手稿後來被發現是偽造的。[3]

故事大意[編輯]

阿里巴巴是一個樵夫,家境貧寒,一日砍柴時,發現了四十個強盜的藏寶巢穴,並且竊聽到強盜的暗語,暗語類似於密碼,可以觸動巢穴暗門的機關,一喊「芝麻開門」,暗門就開啟,一喊「芝麻關門」,暗門就封閉。阿里巴巴於是帶了許多黃金白銀回家,成為富豪。這事件卻被兄長卡西姆一家無意間發現。卡西姆雖然娶了富家女,家境富裕,卻為人貪婪,也立刻去了藏寶巢穴,要「大開殺戒」一番,誰知卻因為忘記暗語,被反鎖在巢穴內,被盜賊發現而殺死、分屍,留下了太太與兒子小卡西姆,阿里巴巴接濟了兄長遺孀。
強盜們循著線索,追往阿里巴巴家中,並兩度在阿里巴巴家門上作記號,卻因阿里巴巴的婢女瑪姬娜非常機智,把社區內所有家門口都做了一樣的記號。強盜三番兩次不能得逞。強盜頭子大怒,假裝成油販子,把所有嘍囉裝在油甕裏面,到阿里巴巴家中借宿,想要乘著半夜,伏兵盡出,滅了阿里巴巴一家,將所有金錢取回。誰知瑪姬娜發現油甕裏面都是伏兵,於是在油甕中淋上滾燙的熱油,將所有伏兵燙死。
強盜頭子逃出,誓言報仇雪恨,化名為凱浪吉·海珊,假裝是商人,與小卡西姆套交情,想乘著阿里巴巴到小卡西姆家裏聚餐時,殺了阿里巴巴。但筵席中,凱浪吉的長相卻被瑪姬娜認出,瑪姬娜就假裝為凱浪吉表演,在曼妙婀娜的身材,搖曳多姿的舞蹈中,拿起匕首刺殺了凱浪吉。
瑪姬娜立了大功,阿里巴巴於是賞賜了瑪姬娜許多金幣,將瑪姬娜提昇為自由人,並把她許配給了小卡西姆。從此小卡西姆、阿里巴巴兩家都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2017年12月4日 星期一

洪明洲:日本工人清掃河床;學生在大阪城進行校外教學,學生揹著寫字架,一邊參觀,一邊作筆記........

洪明洲新增了 3 張相片


20年前,我曾在東京近郊一個鄉下看到有工人清掃河床(乍看以為他在河床釣魚),當時無比驚訝,因為從未想過,河床有清掃必要。
以後我跑遍日本,看到溪河就特別留意河床,從未看過溪河水混濁過⋯⋯不管它是2000公尺以上高山溪河,或都市、鄉下平地小溪大河,河水永遠清徹見底⋯⋯以下照片,京都鴨川主幹、支流、小水溝⋯⋯ 我照到小水溝的河底⋯⋯但它不是河水混濁,而是河水太清,見到水泥底⋯⋯


日本學生在大阪城進行校外教學,學生揹著寫字架,一邊參觀,一邊作筆記........寫字架上有一堆待探索的問題,學生必須根據現場觀察回答問題或作筆記,它讓參觀不會是走馬看花.....而是札實的學習。

2017年11月30日 星期四

讀:台大校友致校長遴選會的信(戴伯芬)


這封信的假設、推論等,都大有討論空間。
然而,多少反映某些事實,尤其是校園綠地快用盡。


台大校友致校長遴選會的信(戴伯芬)

諸位可敬的遴選委員:台灣大學在過去一年多以來,經歷了兩任校長的學術倫理風暴、校園喋血、宿舍情殺等駭人聽聞的社會事件,不僅造成校園師生惶惶不安,也引發社會大眾恐慌。台大的崩解也是台灣社會敗壞的縮影,大學不僅沒有扮演社會進步的角色,反而成為社會亂源製造者。而今台大校長遴選在即,形成中研院以及台大兩幫近似地方選舉的惡鬥,做為台大校友,同感憂心。我們究竟需要什麼樣的台大校長?
首先,校長個人品行應優先於學術成就考量。過去幾任校長都是循傳統「學而優則仕」的原則而晉升,然而學術成就與個人品行無關,甚至在高度學術競爭下可能呈現負相關,即學術出版越多者僅能證明個人學術人脈越廣、囊括資源能力越強,學術工廠越大,也越有機會出現學術品管良率不佳的問題。校長遴選如同一面照妖鏡,個人的學術倫理都可能被放大檢視,建議委員應先就各位候選人過去的學術產出做考查,去蕪存菁,以免再爆校長倫理爭議。
其次,台大過去最大的危機在於優秀生源的枯竭,2017年博士班招生來看,24個研究所預定招生名額118名,報考人數93位,錄取56人,其中有9個研究所(合學程或分組)抱蛋,無人報考,其中不乏國家需要的環境衛生、藥理學、病理學、微生物學、以及電信工程通訊信號處理組、高分子工程學、綠色永續材料與精密元件等前瞻專業學門。有潛力的年輕學子擔心畢業即失業,不敢輕易再念博士班。如何利用獎學金培養優秀人才,降低有能力學生的學費以及家庭負擔,同時建立從育才到就業的職涯發展路徑乃是當務之急。

忽略知識份子責任

第三,台大為了追求國際百大競爭,造就了學術包工程文化、重量輕質的績效集點制、相互掛名的學術通膨等惡習,教師長期以來重研究、輕教學,更忽略了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如何扭轉此不良學術風氣,建立合理的學術評價制度,重建教師研究與教學社會責任,才能讓台大真正脫胎換骨。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請停止台大「大而無當」的校園工程建設,防止校園空間持續商品化。從總區到水源校區,台大這幾年來不斷進行工程硬體建設,剷除了所有綠地,早就超過校園容積率250%上限。台大校園不再是師生的生活空間,而成為飯店、巨蛋、購物中心、高級餐廳、婚宴廣場,甚至連運動場都出租外界辦活動,過度的校園硬體建設不僅破壞校園的綠色環境,也帶來學生追求商品化的消費氣習,該上課的時間離開課堂去打工,以滿足不斷高漲的消費水準與慾望。 
台大一年花費國家高等教育經費160餘億元,但一所好大學不是用錢就可以堆疊出來的,一位好的學校領導人必須具人文素養,擔大學公共化責任、擁綠色公民意識,才能領導台灣走出高教困境。 
輔仁大學社會系教授 

2017年11月28日 星期二

林育立:專訪台灣青年插畫家張蓓瑜 --版權:歌德學院(台北)

作者

林育立,中央社駐德國記者,著有《歐洲的心臟:德國如何改變自己》
版權: 歌德學院(台北)  https://www.goethe.de/ins/tw/cn/kul/mag/21095903.html


問:您在台灣讀的是德文系,為何到德國改學插畫?
 
答:從小,我就希望成為藝術家,不過,因顧慮家人的想法而讀了德文系。我來德國,一開始打算攻讀文學博士,研究「文學中的混沌理論」,但是在博士班就讀期間,發現自己對創作的渴望越來越強烈,加上我的一位老朋友和指導教授在兩個月內相繼過世,這件事對我衝擊很大,讓我對生命有許多新的想法。
 
所以,在三十二歲、一個不老不小的年紀,我毅然決定給自己一段時間,走走看那條離我越來越遙遠、卻始終放在心裡的路。
 
 
問:請您說明一下您在德國所受到的插畫教育?
 
答:我在明斯特應用技術大學(Fachhochschule Münster)的設計學院讀的是視覺傳達設計和插畫(Kommunikationsdesign und Illustration)。全院學生第一年必須接受基礎教育,課程包括造型學、字體學、電腦軟體、繪畫和工坊實習,而且每個學生都有一主修和一副修,這樣跨領域的學習正是我想要的。

從大二開始,學生就可按照自己的興趣自由安排課程,主要分成理論課、技法課、專案課三大類。專案課的上課方式,其實就是模擬接案工作,從創意發想、找資料、解釋創作理念、實際創作、到文字記錄,每個環節都是評比的一部分。我們經常與出版社、博物館和雜誌社合作,在課程中做實際的案子。如果學生覺得學校開的專案課不適合自己,也可以自己設計案件的內容,找教授授課。
 
另外,學校每學期都會邀請一些明星級的插畫家,舉辦短期的大師工作坊。這些工作坊雖然大多排在假日,但因為能直接與大師交流,又以小班的方式上課,所以每學期大家還是搶破頭想擠進去。
 
每週三晚上的人體繪畫課很受歡迎,學生可透過速寫研究人體的結構和運動,也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嘗試一些新的表達方式。整體來說,我覺得我們的課程不論是內容或形式,都為我們做了很好的就業準備,既給我們很多自由,也培養我們的獨立性。當然,每學期龐大的工作量,對創作者的耐力也是很好的訓練。
 
 
問:這幾年在德國的生活和學習,對您有什麼改變?
 
答:最顯而易見的就是德國的學習方式,讓我更勇於表達自己的想法,也學會去接受並欣賞自己腦袋裡光怪陸離的點子。
 
至於生活,首先是步調的改變。從小在台北長大的我,總抱著車子要騎快一點才不會被後面的人撞到的想法,朋友戲稱我是「城市追風女」。現在我住在德國聞名的「腳踏車城」(Fahrradstadt),市中心是石子路,汽車禁止進入,全城居民都用腳踏車代步,行進的速度一改變,看世界的速度就會跟著慢下來。
 
另一個改變,就是我更享受日常生活。在德國外食不便,我變得喜歡下廚,和朋友一起做飯,在家裡種香料和蔬菜。每個禮拜,我都會在傳統市場跟酪農和肉販聊天,彼此交流食譜,聽菜農爺爺分享他剛找到了什麼新品種,在跳蚤市場和舊書攤收羅古物舊書。我很享受這些簡單微小的事物帶來的樂趣。
 
 
問:請您說明一下,在《班雅明先生的神祕行李箱》您使用了那幾種技法?為何會這樣用?
 
答:我使用的技法是所謂的混合媒材(Mixed Media),我用了壓克力顏料、色鉛筆、印章和拼貼畫。我很喜歡混合媒材,因為這樣的創作方式,能讓我把不同的素材放進同一個畫面裡,打破原本的脈絡,創造出新的視覺衝擊和象徵意義的層次。
 
另外,跟純繪畫不同的地方是,在素材黏貼固定前我可以嘗試不同的構圖,更換畫中的物件,直到找到適合的觸感和結構。這樣慢慢貼近、摸索的過程,我覺得很有意思,也最貼近我的思考方式。
 
 
問:這本童書的主題是逃亡,讓人聯想到德國在過去這兩年收容了一百多萬名的難民,全國各地小朋友的身邊一下子多了許多難民同學。這波難民潮跟您創作這本書有關嗎?您是否想藉著費特克太太的故事,鼓勵小朋友幫助難民?

答:是的,這本書與難民非常有關!2015年夏天,我準備畢業作品時,電視正好在播送難民前仆後繼逃往歐洲的畫面,當下我便決定以逃難為主題創作兒童繪本。我很清楚,這個議題很快就會成為歐洲小朋友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想為孩童構築一個能談論和思考這個生命經驗的文本。
 

問:您在書中提到,政府認為「與眾不同的想法是非常危險的」,因此派士兵挨家挨戶逮捕異議份子,「腦子裡充滿著各式各樣超棒想法」的班雅明只好選擇逃亡。這個故事發生的時間雖然是納粹統治下的德國,讀起來卻相當具有普世性,讓我想到當前的一些獨裁政府。
 
答:我在思考如何切入這個議題時,正好在德國現代文學博物館(Literaturmuseum der Moderne)的展覽看到一段文字,描述受納粹迫害的哲學家班雅明在西班牙邊境逃亡失敗,隨身攜帶的那只皮箱從此下落不明。讀到這段我立刻著迷了,開始到處搜羅史料,而且我發現德國最黑暗的這段歷史,竟諷刺地與當今難民的命運有許多相似之處。

對我來說,這只神祕的行李箱就像一個遺失了藏寶圖的寶藏,你無法按圖索驥,但這正好給想像力可能性,因為我們對它知道的如此的少,而關於那些無法用理性理解的不可承受之惡和荒謬,它卻又說得如此的多。在這故事中,我刻意省略了「納粹」和「猶太人」等字眼,因為這本書談的不只是極權,對於逃亡者所受的苦難我也沒有著墨太多,我用近乎寓言的方式來處理這個故事,儘可能保持書的開放性。

綜觀人類歷史,人們總是很容易找到一些理由去憎恨和排擠某個族群。迫害是怎麼發生的?當它發生時,施暴的人、協助施暴的人、沈默的人和協助受迫害的人各有什麼選擇?如果我們也成了其中某個角色,我們會做出什麼選擇?我們自己的皮箱裡裝的又是什麼?尊重和寬容是我想傳遞的價值。
 

問:您的第一本童書受到這麼多好評,請說說您的感受。
 
答:老實說,我非常驚喜,也完全沒料到這本書會得到這麼多不同年齡層讀者的迴響。我很高興自己有堅持完成這個艱難的題材。
 
其實,這本書一開始純粹是我的畢業製作,所以我單純去說了自己心裡最想說的故事,也貪心地想嘗試看看,自己是否能用德語從事兒童文學的寫作,因此書評的讚賞讓我特別開心。
 
 
問:德國的童書在國際上享有盛名。請您從一位藝術工作者的角度,談談德國比較常見的繪本主題和整體的創作環境。
 
答:與台灣相比,德國繪本題材的選擇比較大膽,而且不怕觸及政治,像是多元家庭、婚姻平權和難民都可能是主題,家長和老師也樂於鼓勵孩子透過繪本認識政治和國際局勢。最近這一、兩年,包括我的書在內,指標性的出版社都有出版以難民為主題的繪本。
 
對從事創作的人來說,穩定的收入很重要。德國有著作權組織VG Bild-Kunst,專門負責收取權利金,為藝術工作者省去不少麻煩;政府也會經費補貼藝術家社會保險(Künstlersozialversicherung),保險項目包含健保和退休金。為了鼓勵創作,德國各地都有獎學金和競賽,並經常舉辦藝術交流的活動,像我最近就到德法邊界的薩爾布呂根(Saarbrücken)參加「歐洲兒童青少年書展」(Europäische Kinder- und Jugendbuchmesse),與來自荷蘭、西班牙、瑞士、法國等國的插畫家互動,並與在地和法國的小學生一起做勞作和創作插畫。
 
 
問:您將來有什麼打算?還會繼續創作繪本?
 
答:我還是希望能繼續創作繪本和插畫。我目前進行的下一本書是共同創作,合作的對象是德國作家史奈德(Antonie Schneider),這是一個關於雪的故事,靈感來自德國劇作家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作品「智者納坦」(Nathan der Weise)中的「戒指寓言」(Ringparabel),主題是異同、尊重、和平等概念,預訂2018年秋天出版。




2017年11月22日 星期三

郭台銘:我為什麼讓兒子讀工業工程? (2003年)


這篇,可能是2003年 的東西。

China became a member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on 11 December 2001. The admission of China to the WTO was preceded by a lengthy process of negotiations and required significant changes to the Chinese economy. It signified China's deeper integration into the world economy.

China an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ina_and_the_World_Trade_Organization


郭台銘:我為什麼讓兒子讀工業工程?

2016/11/17 來源:光電新聞網-新聞
我告訴各位我兒子要去美國念書,他問我應念哪個科系,我告訴他去學IE。在我心目中模具是工業之母,IE就是工業之父。

郭台銘:我為什麼讓兒子讀工業工程?
對於富士康集團,IE將發揮其三大功能性開創作用:第一是績效管理;第二是價值工程;第三是經營管理(包括資源的分配評估和資源的有效運用)。現在中國政府正在設法讓經濟軟著陸也就是讓經濟降溫。我蠻喜歡「降溫」這個詞。中國經濟也確實應降溫了。這就像5000公尺長跑,頭1000公尺你若用百米衝刺的速度去跑,那你一定無法用同樣速度跑完後面的4000公尺。中國政府完全了解這個經濟運行所隱含的問題,因此一定要讓經濟降溫。但這種降溫並不是對工業,尤其對科技製造業降溫。中國政府對科技製造業一直都是全力支持,今後也仍會全力支持。中國今後勢必要走向全面的工業化。中國的經濟要走上康莊大道必須要靠工業。工業的基礎在於製造,製造的根本就在於設計與創新。所以我們認為今年技委會的推動工作一定要從IE開始。

有關工業工程的課程建設、人才培養和系統導入我們已和清華大學進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集團清華大學工業工程碩士班的同仁今天也來了。請大家為他們鼓掌!我在清華和顧校長講,今天我們合作開IE碩士班,幾年後我們還要合作開博士班!所以在座碩士班的各位同仁,你們將來會是中國少數的最有前途的業界精英。今後我們要把IE的職系和經管的職系有機地融合在一起,這對集團今後取得相關人才去開辦工業銀行具有相當關鍵的幫助。只有具備這樣的人才基礎,才能從根本上提升工業銀行的工作效率。

當然延伸到工業製造製衣也好,製鞋也好,汽車和電子也好,最終任何的工業製造都必須仰賴工業工程來提升效率競爭取勝。今天和將來任何東西都沒有暴利。我們已進入微利時代,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任何技術都會很快被人模仿。除非你有高難度的技術壁壘否則就無法保持暴利。

進一步而言將來即使你有專利保護,你也必須在製造與服務的效率上戰勝競爭對手。因為技術的升級換代是以十倍速在發展。競爭的本質無非在於設計的效率、創新的效率、製造和服務的效率。所以我非常感謝陳振國博士來到公司培養IE人才,我也相信學工業工程的人員將來會是全中國最寶貴的人才。因此我希望不但今天的IE碩士班要擴大辦理,將來還應該開辦學士班、博士班這個我會去和清華大學等相關院校溝通。讓富士康來扮演培養工業工程人才的企業學校這一角色是最合適的。因為我們產業所涉及的工程範疇、我們所提供的實踐機會是別的地方無法比擬的。在這裡你可以邊學邊做,把理論用於實踐,把實踐經驗用來再驗證,你將經歷失敗的錘鍊,你會得到成功的激勵,你的造詣將會超越同行。就像醫生不醫死幾個人是不會成為名醫的。

我告訴各位,在富士康的六大科技園區都是你邊學邊做的舞台。我也要求陳博士要他從美國再請幾個洋教授來,弄幾個洋和尚來(雖然他們不一定會念經),嘗試開國際班讓他們用英語教學,讓我們的IE人才不但是國內的高手而且是國際同業的佼佼者。我非常鼓勵做事,你做學問是一回事,真正能夠在工業實踐中應用又是一回事。要具備滴水穿石的功力就要從IE的基礎做起,不管你做低科技還是高科技都是一樣。從普通工業技術到飛機製造到航天工程IE都是無所不包。尤其競爭型產業IE更顯重要。而微利時代中IE將成為競爭力之源。我希望將來在中國的科技製造業在中國的IE界,富士康的IE部門和IE人才能成為最重要的一股競爭力量,占領中國科技製造業最具競爭優勢的一塊陣地。大家說好不好!(熱烈鼓掌)

這絕對不是痴人說夢,因為我們先人著鞭,便會先馳得點。中國才剛剛開始注重效率,國內廠商如聯想、TCL、海爾等現在才剛剛進場。WTO才剛剛加入兩年,國內的產業競爭殘酷程度就已經今非昔比。過去靠國家保護,靠給執照的壟斷產業,將來的日子勢必難過。台灣地區過去也是一樣當年保護汽車工業保護了30年,結果車輪子也做不出來。引入競爭以後所有東西都可以做出來了。

原文網址:https://read01.com/QyyJJ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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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振國(富士康科技集團副總裁)_百度百科

陳振國博士目前擔任富士康科技集團人力資源總處及工業工程總處副總兼任富士康IE學院院長,負責集團近50萬員工培訓及生產力提升工作。陳振國博士加入富士康科技集團之前,曾任美國德州大學泛美分校理工學院院長及美國德州休斯敦大學工業工程系系主任,國際工效學及職業安全學會會長。工業工程理論及應用國際會議創辦人,發表一百二十多篇學術論文,指導博士畢業生20餘位。陳博士榮獲國際工業工程學會(IIE)生產力提升卓越獎並為世界生產力科學院院士,目前並擔任多所國內著名高校客座兼職教授。
中文名
陳振國
國 籍
中國
出生地
台灣
職 業
富士康科技集團人力資源總處
畢業院校
俄克拉荷馬大學
主要成就
工業工程理論及應用國際會議創辦人

目錄

簡介

編輯
現擔任富士康科技集團副總裁兼B次集團總經理兼IE學院院長兼人資總處總經理。曾擔任美國德州大學泛美校區理工學院院長,美國德州休士頓大學工業工程系教授兼系主任,國際工業工程理論及應用學術研討會創辦人,國際人因工程及工業安全學會會長,休士頓工業工程學會會長,美華專業學會會長,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太空總署、德州政府、國際製造學會研究計劃評審,擔任多家美國、台灣、韓國企業集團顧問,國際製造學會製造工程師評審委員。2006年被聘為世界生產力科學院院士,2007年被聘為國際IE學會(IIE)院士,2008年當選為中國機械學會工業工程分會副理事長。

生平

編輯

鄉間成長

陳振國陳振國
對於已擁有良好事業基礎與成就的陳振國教授,何以此次跨越大洋,參與中正大學校長候選人的行列,其原因頗令人好奇?陳教授表示,去年9.21大地震之後,他有四次機會返國,目睹飽受天災蹂躪的故鄉,內心感到莫大衝擊,激起他強烈的思鄉之情與返國服務的意願。希望未來人生的成熟精華期,能為家鄉的高等教育盡份心力,以推展培育人才、提升研究風氣及環境、協助發展地方文化經濟,而這份使命感是許多海外遊子的心聲,也是促使他參與本校校長遴選的主要原動力之一。從小在台中縣霧峰鄉萬豐村鄉下長大,陳振國教授自認草根性較強,也較能吃苦耐勞,接受挑戰。因其雙親皆在教育界服務,耳濡目染下,他對教育工作亦懷有濃厚興趣。早年他畢業於師範大學生物系,服役後曾在台中烏日鄉溪南國中任教,記得當年辦公室貼有「鐵肩擔教育,笑臉看兒童」數語以自勉。1982年赴美深造,改念工業管理及工業工程,取得俄克拉荷馬大學博士學位後,便至德州休斯敦大學服務。此十一年期間他除了在教學、研究方面不斷學習成長並擔任研究所所長、副系主任、系主任等職;1998年又榮任德州大學泛美校區理工學院院長至今。....

.......

為了實現上述理念,陳教授將塑造一個以顧客為導向、如家人般緊密和諧的行政服務體系,此體系係以他稱之為「慈母型管理」的模式來運作,即以溝通(Communication)、合作(Cooperation)、協調配合(Coordination)之3C為主,讓溝通暢行無阻,如此才能凝聚真正的共識,建立有效成功的團隊,為學校校務的推展共盡心力。[1-2] 
參考資料

洪士灝:台大「希望助學金」討論


洪士灝


今天上午花了三小時作為電資學院代表在行政大樓審查「希望助學金」。

台大每年從收到的學雜費中提出上千萬元經費,提供三百多份希望獎學金給來自弱勢家庭的學生。其實,除了助學金之外,學生還可獲得學雜費和住宿費的減免。

基本上,這幾年申請希望獎助學金的人數都低於400人的上限,今年申請的人數較去年為低,所以校方盡可能從優認定補助等級,也希望符合資格的學生都來申請。


從這個助學金申請的狀況,或許可以看出,能進到台大的弱勢學生並不多,而且人數逐年減少中,似乎印證了弱勢家庭難以將學生送進台大的困境。

如果說「弱勢家庭難以將學生送進台大」是個需要解決的問題,那麼這個問題的根源為何?是大學的入學制度,還是弱勢學生所接受的中小學教育?是弱勢家庭付不起補習班學費,還是說弱勢家庭不大重視教育,希望子女早點去工作?

我覺得以上的原因都有其影響,問題其實很複雜的。大學端和入學制度皆是其中一環,如果只著眼於這幾環,還是不能完全解決問題。

作為一個研究型大學,台大的目標原本是很單純的,希望收到一流的學生,培育出一流的人才。至於學生的家庭背景,通常不是台大收學生時所關切的因素,因為台大目前在經營上並不靠收學費或是學生家長的捐款,只要是優秀且用功的學生,台大很樂意提供獎助學金和減免學雜費等優惠。

如果專為弱勢生開一道門,降低錄取標準,看起來對於台大追求卓越的目標是不利的,但是我覺得值得嘗試。當年我唸台大時,有很多僑生,進來時程度不佳,但後來表現不錯,所以我認為可以適度放寬,多收一些弱勢學生。

另一方面,如果台大提高學雜費,影響最大的並不是上述的弱勢學生,而是家境勉強還過得去、不符合弱勢資格的學生。不過,除了弱勢獎學金之外,學生還有其他的獎助學金和助學貸款的管道。

我傾向於相信所謂的「天助自助者」,重點在於提供弱勢者某種的機會和協助,但弱勢者本身也要把握機會、善用協助。

我們當年很多同學出國留學,很少人拿得到獎學金,必須負擔高額的學雜費和生活費,因此大家努力拼獎學金,或者超修學分趕快拿到學位。當年在一學分一千美元的情況下,算出一小時課約折合2000台幣,才知道高等教育如此昂貴。幸好在努力一學期之後拿到獎學金和減免學雜費,大大減輕了父母的負擔。

獎助學金應該是很重要的議題,但國內並不大重視,一般的學生不珍惜教學資源,缺錢的學生去打工的現象層出不窮,在私立大學特別嚴重,也嚴重影響了教學品質。


洪士灝 獎學金應該是很重要的,但國內並不大重視,一般的學生不珍惜教學資源,缺錢的學生去打工的現象層出不窮,在私立大學特別嚴重,也嚴重影響了教學品質。

David Hsiao 推甄制度影響較大,早期一試定終身或許不好,但至少窮人弱勢家庭都不是問題,現在推甄制度下,就......., 推甄不適合東方人,比後台比關係,弱勢學生比的過嗎?至少三餐要先顧好,才有後續的劇情,不是嗎?

2017年11月21日 星期二

蘋論:台灣技職教育病了。Northrop Frye堅持,一個學人的理論,是一輩子要"一以貫之"的,否則不足道。


Northrop Frye堅持,一個學人的理論,是一輩子要"一以貫之"的,否則不足道。我就選擇用這篇重要的論文來當高友工教授的文學理是論的試金石:
我2周前選他與Northrop Frye (1912-1991)的 Citical Path,是想投機取巧。實際上,高友工最重視的是Herman Northrop Frye's 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natomy_of_Criticism
《中國敘述傳統 中的抒情境界——《紅樓夢》與《儒林外史》讀法》為例,註22的內容是:
Anatomy of Criticism (1957),pp.303-314
".....根據傅萊(Northrop Frye)的說法,二書街為混合體,一為小說與分析 (anatomy)的混合,一為小說與告白 (confession)。....."
我們查一下Anatomy of Criticism 一書的索引的novel 項目,303-14頁正好是novel 的主要論述。
我們要讀Anatomy of Criticism,才會知道高先生引文中所說的小說(novel)、分析 (anatomy)的混合,、告白 (confession) 的"技術定義"。
一句話,整段/整篇都是高友工教授的融會貫通的心得。
《中國敘述傳統 中的抒情境界——《紅樓夢》與《儒林外史》讀法》在整個《紅樓夢》與《儒林外史》的研究文獻中,都屬獨一無二的"綜覽"之心得。





蘋論:台灣技職教育病了

.......當前年輕人的最大問題是低薪、晚婚、無殼,全都關聯到就業問題,缺工、缺人才不只是結構問題,還涉及民眾受升學主義影響,對技職教育的認同和價值觀,比結構問題更大。 
由於少子化的影響,造成各校系爭搶學生,科技大學1個系可以招3個群,於是出現土木系、財經法律系都招餐旅群學生的鬧劇。有些科大校長也感嘆實作力的培養大不如前。有實作力就有就業力,就有創新力,有實作力才有國際競爭力。
「當前台灣技術與職業教育問題與對策研討會」已就產業缺工、技職生實作力不足、技職教育被視為次等選擇、技職師資專業技術不足等問題提出解決的建議,也督促設立技職檢定與師資培訓中心,以強化實務能力。希望政府對這些建議能認真看待,重振台灣固有的技職能力。 

2017年11月15日 星期三

談點科學:它通常需要工具來證實或否証假設,兩親身案例

借用此政治漫画談點科學:它通常需要工具來證實或否証假設,兩親身案例:
其一,十幾年前,我房間晚上可聽到低音噪鳴,先想到樓下的麥當勞,但是他們起初堅稱不是,鬧了近月,他們總部請專業來測該噪音的頻率,終於找到他們地下室的高低電壓機發出的。然後是如何隔絕它,也試幾種方式,之後,才解決,約花了三個月。此案例最重要的是噪音頻率測試與機器之對比。

第二案例是前幾天我的電腦會自動書寫(遊標按下之).
我現在遊標一按,要寫東西,馬上有點一直寫下去,自動一直給點點下去。。。。。請問如何處理,。。。。
 Chen 重插滑鼠,或是換一支滑鼠看看?
 Chung 重插滑鼠半小時,又發作,這次換滑鼠!此為病毒,昨天換滑鼠方式,失效!
 續升 是不是鍵盤有個鍵卡住了?Chung 華碩鍵盤幾乎無空隙。問題暫時解決是將滑鼠重插。
我去下載某防毒軟體,不料,這要求權現太大,我將它停了。可是現在chrome 的輸入功能被暫停了。

我們都很容易為自己的經驗所左右:我以為是病毒,朋友有的說,要換滑鼠,有的說,要清潔鍵盤上的按鍵之異物。換滑鼠,試過之后,無效。清異物,似乎不太可能,還是清清,似無效。另外有一位朋友重新安裝某鍵,似無效。換成病毒。掃描廠商,我不太相信。朋友建議用我電腦的進階掃描,如果是病毒的話,一定可找到。掃描結果,沒病毒。那剩下的是某鍵有問題,將它作廢看看,果然。
The New Yorker
13小時
Today's daily cartoon by Brendan Loper.

陸加碼台生獎學金 得先認「一中」


......中國近期推出的三項措施,包括從上月一日起,凡參加台灣地區大學入學考試學科能力測試成績達均標級以上的台灣高中畢業生,可直接向大陸招收華僑和港澳台地區學生的二百多所高校申請就讀。同時,為方便台灣畢業生在大陸就業,各校可發給台灣畢業生就業協議書、就業報到證。 

此外,中國教育部也修改「台灣學生獎學金管理辦法」,將台灣學生獎學金分為本專科、碩士、博士三類別,在原有一、二、三等獎之上增設特等獎,各等級獎學金金額和獲獎名額均有較大幅度增加。但規定「台灣學生若有違反一中言行,校方必須取消資格」,引發爭議。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則解釋:「獎學金一定是給那些德才兼備、品學兼優的學生。」
張小月認為,兩岸在文化交流與學術交流,應是在公平對等尊嚴的基礎上,「設下前提和條件,這不是我們所想要看到的狀況。」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司長畢祖安強調,教育部沒有鼓勵國人赴中就學,尊重每個人的就學選擇,但提醒學生與家長要留意兩岸文化、政治、學習環境不太一樣。......

2017年11月13日 星期一

Sean Carroll: "The Big Picture" | Talks at Google (Ben Chen)

Sean Carroll: "The Big Picture" | Talks at Google
作者到Google去談他的新書:
《The Big Picture,談生命的起源、意義,和宇宙本身》
台灣的中文譯本《詩性的宇宙》(八旗文化)
對於這樣一個嚇人的大題目,作者在演講的一開始就說,很多讀者給他反應是
:「你到底以為你是誰呀?」
感謝Google,這個YouTube有提供英文字幕:
(稍微小心看,有小錯,例如arrow of time,弄錯成:error of time )
The Big Picture: On the Origins of Life, Meaning, and the…
YOUTUBE.COM

崔衛平:中國恢復高考四十週年的反省 (Ben Chen 推薦)

【恢復高考四十週年系列】在贏得的同時,我們失去了什麼

崔衛平2017-06-09 16:20
經濟觀察報崔衛平 /文 
我堅信自己會上大學的,即使在插隊時也沒有懷疑過。1975年春天我去農村插隊,就是為了能夠上大學。當時的政策是,高中畢業必須插隊兩年之後,方有資格報考,於是我就下鄉“鍍金”去了。現在想起來,為什麼會有這個底氣?除了姐姐是工農兵學員,我覺得自己要步她的後塵之外,再有就是對於知識的確信。我很清楚地知道在這個世界有些地方,蘊藏著人類知識的寶庫,那裡堆積著奇妙的智慧,它不會被埋沒,也不會無人問津。在這之前,於某個恰當和幸運的時刻,我被激發起對於知識的興趣和熱愛。
有關高考的第一次“啟動”,並不是在1977年,而是更早,大約在1972年。我自己有一些記憶,但是始終沒有得到論證。在落筆寫作這篇文章之前,我向歷史學者雷頤先生請教如下:應該是1971年林彪事件之後,一些海外的科學家回國,發現國內年輕人的科學水平太低,表示憂慮。在見到周恩來時,他們提出這個問題,週因此而考慮在工農兵推薦的基礎之上,加試文化課的分量。有人建議,某些學科比如理論物理,應該不排除從應屆高中生當中選拔。這些在當時只是傳說,沒有付諸實踐。與此有關的那段時期有一個名稱,叫做“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至張鐵生1973年夏天交白捲而告終。
我是1972年春節之後上的高中,在江蘇大豐縣靠海邊的一所公社中學,作為下放乾部子女隨父母在農村。當時是從生產大隊“戴帽子初中”考上來的,這種初中班是在原本小學的基礎之上,臨時加辦的。碰巧我的初中老師都是66、67級回鄉知識青年,與城裡的老三屆同學一樣,他們本來也是準備上大學的,初生牛犢的他們將學校辦得嚴謹有序。當我以語文並列第一的成績考到公社高中,語文沈老師獎勵給我兩本“高考數學複習資料”,沈老師自己後來沒有參加高考。
現在回憶那兩本書的設計風格,印刷紙張,應該是60年代初期的。根據文革前的數學教材而配置的課外練習,分章節,內容排得密密麻麻,每本約有400頁左右。兩本性質差不多,我主要使用其中一本。我高一課堂上正在進行“對數”這一章的教學,我在復習資料中找到對應的這一章,那上面有許多練習題,我做得簡直走火入魔。此前沒有享受過這樣思維的樂趣,一本作業本很快被我寫完了。而且一邊寫,一邊還在想,今後不管我做什麼工作,從事什麼學科,大概終生離不開做數學題了,這會是我一輩子的精神享受。後來課堂上又學拋物線,我也狂寫關於拋物線這一章。這期間我給自己佈置了許多家庭作業,一有空就拼命寫。
敢保證,在這之前和這之後,我都沒有寫過家庭作業。我小時候渾渾噩噩,老師上課聽不懂,老師站在講台上是乾什麼的,我一點也不明白。實際上不僅是我不知道老師在幹什麼,老師也不知道我在幹什麼,連我本人也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貪玩兒。尤其是看見寫作文就頭疼,與大多數孩子一樣。後來上初中,逐漸開竅了,能夠將老師所說的,連成有意義的句子,也開始響應老師的要求,學習成績明顯提高,可以說學習的興趣被調動起來了。然而知識的興趣被調動起來,還是在上高中之後。我老師的兩本數學書給了我另外一個世界。
這期間還發生一件事情。我父親作為下放乾部,他在農村一度找到了釋放自己興趣的天空。他原來是機關的文字幹部,但始終是一個科學愛好者。這期間他沒事,撕下幾張我書包裡拋物線的作業本紙,設計了一張圖,經過反復修改後找到公社農具廠,自掏腰包花了100多塊錢打造了一個“大鍋”,他要研究太陽能。這“大鍋”是一個傘狀,傘柄部分比實際的傘柄要結實得多,將“傘”倒扣在地上,“傘柄”上能夠掛一個水壺。倒扣的“傘”裡有序擺放八九十塊長方形的玻璃鏡,太陽照在玻璃鏡上,玻璃鏡又反光集中照到水壺的底部,試圖燒開一壺水。因為玻璃鏡面是在不同坡度上,並不是一下就能夠將其反光集中到水壺底部,因此需要不停地調試,將它們再三擺放。在同一所高中上高二的哥哥,與我一起做爸爸的助手。連續幾個月我們每天在學校吃完午飯之後,就要走去公社農機廠幫父親調試那些玻璃鏡。我後來不管到什麼地方都會留心太陽灶,發現基本原理都是我老爸的那一套。
終於有一天,我忽然想起——應該讓課堂上的數學老師看看我一個人從事的秘密活動。我拿去寫了好幾本的數學題作業,老師翻都沒翻,就用他那江蘇大豐話甩了一句:“你作業可曾做好了?”儘管正處於自己的迷狂活動當中,我也能夠聽出這句話的弦外之音:如果你作業做好了,就沒有必要做這個了。這就是一個數學老師!他瘦瘦的,臉長長的,一副犬儒主義。我後來知道他當年也是才高八斗,文革前的老大學生,應該有過知識受挫的沉痛教訓,因此不惜無情摧毀一個女學生對於數學的自發興趣。
傳說恢復高考應該比這更晚一點,但是老師們已經各就各位了。印象最深的是化學老師,女性,胖胖的,從蘇南無錫下放來的。聽姐姐說,這位老師文革前便是江蘇特級教師。她始終笑容滿面,用濃濃的吳方言給我們解釋化學元素表。記得有一課她剛剛講完有溶於水的空氣,也有不能溶於水的空氣,然後提出問題,要完成什麼需要一個條件,表面上有點離題。我坐在課桌上搶答道:前提是要有不溶於水的空氣。老師感到很滿意。她表揚我的方式是去跟我姐姐(也在同一所高中)說,讓我好好學習。結果表明,我化學的確學得最好,不需要花什麼力氣,就能明白有關分子結構的那些事情。這件事情比學數學更神秘,此前我不知道父親最喜歡的其實也是化學。
終於燒開一壺水的當日,父親接到了回鹽城當科技組長的任命,我們小孩子也跟著回城。在等待全家搬回的日子裡,我曾短期住校。1973年春天,江蘇省鹽城中學有住校學生,他們在上晚自習,一般的書上沒有寫過這個。人們都以為那時候完全混亂,但其實任何時候都有一些縫隙。住校同學家在農村,來自鹽城北部幾個窮困縣,比如阜寧、濱海,他們應該也擁有對於知識的信心和信念,但是多了一條,覺得這是改變他們命運的方式。這種對待知識的實用主義態度,我有點不喜歡,覺得他們有點老氣橫秋,但後來我自己也加入了這個行列。
三年之後回到鹽城繼續上高中,比起我離開的時候,我的局面已經完全扭轉過來,各科成績都很好。有一回物理考試特別難,同年級10個班中有一半人數不及格,我居然得了滿分。物理這門學科對我來說是這樣,即使我做題都對了也不知道對在哪裡,不像數學和化學那麼在行。那時候已有佈置家庭作業,我一般都在課堂上或者課間的十分鐘內飛速完成。此前我有自己找題做的經驗,因此在數學老師一節課講到大半時,我就急急翻看課本後面尋找對應的作業,一口氣把它們做完。可惜老師有時候佈置寫的是1、3、5道題,有時候是2、4、6道題,這個我不是把握很準,經常有寫冤枉的時候。
按照我高中畢業的銳氣,如果當年有高中生直接考大學,我應該去學理科而不是文科。1973年除了“張鐵生事件”,這年稍晚些還有“黃帥事件”,兩件事情加起來,學校裡正在試圖恢復的教學秩序又遭到破壞。1974年7月份我高中畢業,最後一學期就沒學到什麼東西,批林批孔也是在這個時候,那些嚇人的口號、帽子再次出現在課堂裡。
插隊三年,從智力活動的眼光來看,整個就是浪費。
我不是說一個人不需要知道太陽從東邊升起來從西邊落下去,那是一種何等莊嚴、嚴正的景象;也不是說一個人不需要諦聽春天時農田裡萬物生長的聲音,同時也聽到自己身體內部生長的聲音;更不是說一個人不需要認得鋤頭、扁擔、鍬(大鍬、小鍬)、辨認地裡蠶豆與麥子、大麥與小麥、棉苗與雜草,以及了解人們生活的各種智慧、難處、善良和狡詐、勤勞與偷懶等等。我以前在城裡時,完全不知道這些,大街小巷只是我瘋玩、瘋跑的場所。
即使這樣,我還是要說,那三年插隊的生活十分無聊,尤其是我這樣已經跟隨父母在農村生活過的人來說。
純粹的體力勞動讓人的智力變得愚鈍,每天要下地,這是一個基本事實,花大量的時間,消耗自己的體力,每天精疲力竭地上床睡覺,這就是生活的主要部分。儘管也讀書,但只有少量的書,很少有時間讀書。一般下雨天生產隊裡開會,照樣拿工分,不用花力氣,但這種時候我就在家讀書,讀魯迅和其他一些借來的亂七八糟的書,記得有兩本線裝本的《唐詩三百首》 。如果我要替當年插隊知青畫一副漫畫,那就是身體碩大,而頭腦極小,像一個奇怪的其他星球的生物。很少需要用到頭腦,很少有機會感到自己還是一個有頭腦的人的存在。有人回憶當年在農村如何讀了大量的書,我覺得這其中有美化的成分,如果是這樣,那麼何必回城?至少,有限的讀書活動與整個人的生活不成比例,在人類豐富的知識寶藏面前,連門都沒有進。
對於智力的損害,同時也是對於外形的損害。我那時候人比較胖,看那時候的照片,包括剛剛進大學時的照片,蠢得像一頭豬。說實話,每次看到網上有人貼出當時年輕人的合影,在照相館裡照的前排坐幾個,後排站幾個那種,經常還有一排小字“廣闊天地、大有作為”或者“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之類,遠遠一瞥,我都會擔心那裡面有我本人。直到用手指放大一看,沒有自己,才感到放心。每一個那樣的女生都像我,我像每一個那樣的女生,兩條短辮、衣著雷同、面目呆傻。
儘管心底里抱著要上大學的信念,但是整個生活實際上是渾渾噩噩的,頭腦與身體都是渾渾噩噩的。已經進入了那種渾渾噩噩的狀態,光靠自己的力量很難拔出來。某種狀況很像我聽不懂老師上課的小時候,我這一輩子的生命就在這種明明滅滅的交替中度過,週期性地陷入渾渾噩噩,跌入遲鈍陷溺。後來人們都說,當年參加第一屆、第二屆高考的人們多麼了不起,參與高考的人數與錄取人數是一個怎樣神奇的比例,但是老天,那時候整個社會處於渾渾噩噩的狀態,像一個喝了多年的大酒終日不醒的人。
在這種情況下,報考理科是不可能了,荒廢了三年,數理化已經拿不起來了,只有報考文科。當時許多人有我這樣的經歷。不僅是學文科,而且是學文學,而不是學經濟學、法學和政治學。如果我沒有記錯,至少南京大學77級即我們那一屆,沒有經濟學專業(78級開始有),也沒有法學專業,有哲學專業而沒有政治學專業。這麼說來,人們對於人類自己生活的認識和展望,主要依靠文學,依靠“想像力”。文學在當時是最有號召力的學科,這是一件值得研究的事情。比如今天著名的法學學者賀衛方、詩人海子都是報考文學系未遂,被調配到法律系去的。
問題不僅在於作為個人無力選擇理科來作為職業志向,還在於缺乏科學思維和訓練,這對我們這一代人造成了深刻的影響。應該說,失去的東西是無法衡量的,某個不存在的維度對人們造成的損失,更多是不自知的。直到最近,我才開始思考這個問題。比起缺少科學知識更為嚴重的,是沒有將科學作為一種認識世界的立場,納入我們的“三觀”當中。
科學與一種嚴正的秩序有關,與外部世界有關。科學的對像是自然,而自然事物的存在,相比人類社會,至少比起我在其中成長的那個社會,具有很大的穩定性。一塊石頭的性質,或石頭中所包含礦物質的性質,不是輕易改變的,因而也是可以信任的,更是需要尊重和不可僭越的。在自然面前,人們不需要發明和創造什麼,而是去發現,去理解,去深入研究,找出和遵循那些規律性的東西,而不是把自己的意志填到自然中去。研究自然的途徑也具有巨大的方法論意義,即需要觀察、記載,建立在事實的基礎之上,而不是出於主觀臆想。在這個過程中,人的認識是不斷改進的,人需要不斷完善自己,而不是動不動聲稱已經走到真理的盡頭。
另一方面,人對於自身的認識,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對於自然的認識之上。人們與自身的關係,至少有一部分,也是與自然關係,因為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與自然一樣,我們人性中也有相對穩定的那部分——不僅要滿足衣食住行的需要,還要有關公平、正義、尊嚴的需要,做一個誠實的、表裡如一的人的需要,因此而自我認同並與他人認同。除非你把人類改造成另一個物種,給他植入另外一些密碼,讓他撒謊成性、與人為敵成性、以壓迫他人和接受他人壓迫為樂,但是這很難做到。如果承認人性如此,那麼就要建立符合人性的社會及其規則。與自然規律一樣,也有一些符合人類社會的普遍規律,來滿足人們基本安全和權利的需要。不能因為你處於地球上我們這個地區,就不屬於人類成員的組成部分,有著與其他人類成員相反的人類需求,從而偏離正常社會和正常國家。今天人們喜歡提到的“常識”,首先指的是共同性或普遍適用性,“反常”曾經是這個社會的常態。
如此看來,科學就遠非一種學科,而是人們在這個世界上基本的立足點,是建立人類努力方向的地平線,是構成世界觀的界樁。缺乏科學視野的人,不僅失去了半個世界,實際上失去了整個世界,失去了在這個世界上的基本立場和基本方法論。我們這些沒有進入過科學學習及工作的人,卻從另外許多地方,接觸了一大堆反科學、有時候也是反民主的東西,比如尼采。上世紀80年代曾經有過尼采熱,存在主義熱,都是強調“特殊性”而反對“普遍性”的,強調人的本性與自然本性完全隔離,結果走向與世隔絕那樣一個極端個人主義。表面上是反抗,但其實與這個失調、失常的社會,恰恰是平行和相匹配的。
很難說,今天我們的社會已經將科學作為起點,將尊重自然規律及社會規律作為起點。當年沒有具備的東西,如今仍然沒有建立得起來。當今的中小學應試教育,將數學變成學數學、化學變成學化學、物理變成學物理,年輕學童首先面對的,不是大自然的奧秘,而是通過考試以“自救”,這仍然是扭曲的。
文理科完全隔絕,對於理科學生也並非幸事。我的大學校長匡亞明先生於1978年倡導大學語文課,獲得支持在全國推廣,流傳至今。今天我要說,與需要“大學語文”課一樣,需要有一門課程叫做“大學科學”,其對象首先是大學文科生,也不排除大學理科生,除了介紹科學基本學科概況,也應包括科學新的進展,尤其幫助讓年輕人建立科學看待世界的立場,凡事要有界限。
1977年春天,宣布當年停止招考工農兵學員,這時候我插隊剛滿兩年。實事求是地說,如果還是老辦法,這一年我不一定能夠被推薦上大學。就我們大隊來說,人脈關係比我硬的或者“活動”能力比我強的,大有人在,我最先的估計太過樂觀。所幸統一考試了,試卷面前人人平等。這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情,因為不管是別人將我排擠掉,還是我將別人排擠掉,都會令人特別不舒服。躲過一場甚至接下來幾場惡性競爭,是我人生中有福星照耀。
面朝黃土的那種渾渾噩噩的精神狀態,在復習考試中完全體現出來。重新拿起課本,感覺十分生疏,彷彿是上輩子的事情了。原來會做的數學題,現在我認得它、它不認得我,化學和物理早已丟到爪哇國了。因為是第一年,誰也沒有經驗,我們都是邊複習、邊勞動,而沒有脫產複習。本來我打算最後停工20天,用10天復習物理,10天復習化學,臨考前不久才得知,文科考生這兩門不需要考。那時候覺得如果有10天自由支配的時間,是一個多大的數字啊,可以做多少事情,其實也是一廂情願的想像。
初試是所有的人一起上陣,就是報紙上登的那個天文數字。據說當年考試紙都來不及供應,調用的印刷《毛主席語錄》的紙張。記得在公社小學的初試教室裡,嚴重損壞、佈滿皺紋的課桌,寫一個字幾乎要在紙上戳出一個小洞,十分費勁。複試是在縣城教師進修學校,記得第一天進考場本人還鬧出一個笑話。在課桌上剛剛落座,馬上舉手報告:“老師,我的鋼筆丟了”,用的是那種“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口吻,較早我就熟練地掌握了這種反向憤世嫉俗的語調,彷彿那是別人的一個洋相而不是我的。
結果引起全班哄堂大笑,教室裡笑聲不停,有人甚至大笑起來,不排除有個別人鼓起掌來。馬上考試卷就要發下來,改變命運的重大時刻來臨,大家也不覺得緊張,這屬於玩世不恭。同一個教室的考生中,有不少來自附近上海農場的知青,他們年齡偏大,老於世故,一個個歷經滄桑、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樣子。記得監考老師也笑了,好在有人解圍。坐在我後面的一位男生站起來說,“老師,我可以將鋼筆借給他嗎?”原來是同一個中學、同屆不同班的男同學,他在班上也很出色,只是那會兒男女同學不說話,沒有打過招呼。接下來幾天,我用這位男生的鋼筆考完全程。結果是這位男生以全縣第一名的成績考上了北大,報的是中文系調配到法律系,我以全縣總分第二的成績上了南京大學中文系。然而,開個玩笑地說——假如丟鋼筆的事情發生在他身上,我借給他鋼筆,也許結果就倒過來了。
那時候我有點會寫文章了,準備了記敘文5篇、論述文5篇,整裝待命。但是我有一個堂弟,他幾乎不會寫作文,在考試之前,我將自己準備的兩篇作文給了他。作文題目《苦戰》下來時,在考場上我判斷他會採用我給他的某一篇,為避免雷同,我當場寫了另一篇。考試出來之後回到家裡,我姐姐讓我把考試時寫的作文再寫出來給她看,她看後拊掌大笑:“你別南大了,就鹽城師專萬老師那裡吧”。萬老師是我上中學時的語文老師,因教學有方,在當地很有名,後來成了當地政協委員。當年我的數學成績還可以,50多分,超出江蘇理科的數學分數線45分,比賀衛方老師同一年高考數學僅得4分強多了,比我們班數學得3分的同學更強。但是我們班從北京考來一個應屆畢業小女生,數學100分,跟我們坐在一起學習“郭魯茅巴”(郭沫若、魯迅、茅盾、巴金),太可惜了。畢業之後她出國學習計算機學得很好。
“高考改變命運”,現在的人們都喜歡這麼說,是的,當年的高考的確改變了成千上萬人的個人命運。但是,這些獲得重新書寫自己命運的人們,卻較少能夠改變知識在民族生活中的命運,幾乎沒有!今天的中國人視知識如糞土,或者說普遍反智,與當年簡直有一拼比。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這批後來成為這個國家方方面面中堅力量的人,是需要負責任的。為什麼是這樣?是否因為我們當年仍然根基不穩?至少,我們本人的行為彷彿並沒有釋放對於知識足夠的確信。
那樣一種對待高考的功利主義態度,表明很多人並不打算進入學術研究,只是換一口皇糧罷了,這個起點太低了。此前過於困苦的生活,遠不是像人們所說的那樣,能夠鍛煉人的意志品格,實際上很可能相反,消磨人的品格和意志。這表現在一朝解除了肩頭上過重的負擔,人們就不願意在那上面再放上一根稻草,人性如此,除非個別真正傑出的人才。我們當時班上有一個名言,叫做“三十發奮不算遲”,是一位年過三十的老大哥寫的一篇作文的題目,但後來的事實表明,不需要年過30歲,進校時年過25歲的人,基本上缺乏學術興趣或思想興趣,他們在精神方面的發展大體停滯了。即使年輕一些的,也表現得惰性很強,包括我本人。如今我們當中的大多數人已經退休,就精神狀態而言,與其他人沒有什麼兩樣。
後來發現,坐在高考教室裡滿不在乎的狀態,僅僅是一個表象,更像是苦中作樂。而現實從來是嚴峻的。進大學之後幾年,我都在做同一個惡夢,夢見自己還在農村,“還沒有上來,還在鄉下”,夢裡的我叫苦不迭。後來我將這個夢告訴其他人,不止一個人對我說,“哎呀,我也會做這個夢”。套用那部德國電影的名字,這便是“恐懼吞噬靈魂。”
我們的勇氣,就是這樣一點點丟失的。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