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31日 星期一

以現代化為名 改變校徽




//這次中大換標誌,我只能說,還好他們保留了原來的校徽部分,據大學的簡介:「本校以中國神話中之『鳳』為校徽,蓋自漢代以來,鳳即被視為『南方之鳥』,且素為高貴、美麗、忠耿及莊嚴之象徵。以紫與金為校色,取意在紫色象徵熱誠與忠耿,金色象徵堅毅與果敢。」但願他們將來也不要以現代化為名改變它,即使校徽的線條複雜,經過多年的優質口碑,也就能成為受人尊敬的名牌,不用什麼簡化以便「容易辯識」。//
大學的標誌或校徽是一個有趣的問題,我們看的大學'logo'都是個'comp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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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學界的評鑑

 2015/8/30暫停學界的評鑑文 / 黃達夫台北
我從來不否認評鑑是幫助一所機構進步的方法之一,譬如,我們醫院自願參與了三次美國的國際醫院評鑑(JCI)。
它有一個非常清楚的評鑑目標,就是病人安全與醫療品質的維護。所有的要求都是為了達成此目標。而且,每一次評鑑標準都往上拉,要求更嚴格,檢視更深入。在一次又一次準備評鑑的過程,讓我們的同事對於病人安全與醫療品質的觀念愈來愈清楚,也更知道如何將觀念化為行動。
同事們都認為醫院每年所經歷大大小小的評鑑中,JCI的評鑑過程最痛苦,卻是最具學習價值的評鑑。我則認為人都有惰性,組織更容易安於現狀,只有定期接受外部的檢視,才可能推著我們往前走。
但是,我不得不說,橘逾淮變枳,雖然國內很多的評鑑多半都是效法國外的制度,但是,執行起來,卻都迷失了它的精神及核心價值,實地評鑑時,甚至遺忘了評鑑的目標。總是捨本逐末,在枝微末節上面鑽牛角尖,而令人啼笑皆非。

譬如醫院的教學,應該是臨床教學,評鑑時,重點應放在臨床教學的方法及內涵,檢視在該醫院接受實習的醫學生和醫事人員,是否學到照顧病人的能力。但是,台灣的評鑑卻只在乎教師有沒有寫論文,學生的學習護照有沒有簽章,醫院有沒有中飽衛福部所補助的幾萬塊教學鐘點費入醫院私囊……。
期盼好的評鑑制度 促進進步
對我而言,醫院的臨床教學與病人的照護同等重要。為了傳承,醫院須要培養新一代的好醫事人員來照顧病人。而臨床教學的主軸是「做中學」。這就跟學習開車一樣,必須自己坐上駕駛座,但是,不能獨自上路,須有教練在旁指導,必要時及時接手,才能確保交通安全。同樣的,醫事人員也要在第一線學習照顧病人,須有教師在旁嚴謹地督導,才能確保病人的安全。所以,我非常注重臨床教學,不但會減輕教學老師的門診量,對於特別用心的教師,其年終獎金還可能是原月薪的兩、三倍。臨床教學不是開課,是隨時幫助學生的熱忱,是以身作則,是適時的指導,很難算時間,去斤斤計較教師教學的時數,給幾百塊鐘點費,豈不是侮辱我的同事。
近日看到「教師評鑑能淘汰不適任教師嗎?」、「我們需要怎樣的老師?會教書還是會寫報告?」等評論時,心有戚戚焉。我非常同意作者說「每當教育部(衛福部)有任何政策改變時,都會對基層教師(醫師)的工作產生非常大的影響,這些政策的出發點通常是善意的,但問題是『通往地獄的路往往是善意所鋪陳的』」。
也許台灣教育界應來一次評鑑的moratorium,一切歸零。再由一群在第一線教出會思考而不是會考試的學生的好老師,以及有實務經驗,而不是只會寫論文的教育專家,共同來規劃真正能夠促進進步的評鑑制度。
(原文刊載於2015年8月號《遠見雜誌》專欄)

2015年8月28日 星期五

Boston Conservatory and Berklee Exploring Merger

Boston Conservatory -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oston_Conservatory
The Boston Conservatory is a performing arts conservatory located in the Fenway-Kenmore region of Boston, Massachusetts, United States. It grants ...

Boston Conservatory and Berklee Exploring Merger that ...

https://www.berklee.edu/.../boston-conservatory-berklee-explore-merger...
Jun 26, 2015 - Berklee and The Boston Conservatory have signed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at could pave the way toward an eventual merger that ...



【晚間音樂新聞| Muzik Online】文/林采韻
好鄰居合為一體 百克里和波士頓音樂學院
兩校在意向書簽訂的聲明中,不斷強調「探索」(explore)兩字,試想賦予21世紀音樂與表演藝術教育新的想像,百克里甚至早已「遠見」2025,抱持要改造未來音樂教育的決心。兩者合併後,學生獲得的直接益處包括,波士頓音樂學院的學生,除了接觸到百克里多樣的音樂形式與風格,還有機會參與音樂技術、商業管理等課程。百克里的學生,在波士頓音樂學院裡,有機會接受學院派的音樂訓練,同時學習舞蹈、劇場等音樂之外的藝術...兩校聯姻完整新聞請看http://bit.ly/1KRPWxf
⋯⋯更多
這樁音樂學院的聯姻事件,雖然發生在美國波士頓,卻有可能顛覆現有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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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23日 星期日

戴明博士 (1900-1993)談對於教師的賞識


戴明博士 (1900-1993) 著Out of the Crisis 中的故事:

遲來的賞識威廉•迪爾(William R. Dill)任職紐約大學企管研究院院長時,大約在1972年,他邀請我一起進行一項研究,調查畢業5年以上的學生目前在做什麼?並詢問他們成功的要件是什麼?其中有一個問題是︰
      您的人生是否受到本校老師的影響?
       如果是,請說出他們的名字。
其中有6位老師的名字,為每一位上過他們的課程的學生都列出來。而且每一位學生都記得他們的名字。除了這6位外,幾乎沒有其他老師被提到。
       不幸的是,這種賞識來得太遲了。學校當局並沒有採取特別措施來留住這6位教授——他們是那種會使學校成名的老師——而他們當中也沒有一位受到學生團體頒贈「本年的偉大老師」獎。

更詳細的資料,如報告名稱和那6位老師的大名,請參考:《紐約大學Stern商學院的百年史》,在網路上讀了相關的重要的一頁:
New York University's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 A Centennial Retrospective
By Abraham L Gitlow, NYU Press, 1995 (Link:Deming博士在: New York University's Stern School of B..._)


黃國昌......算算回國後到現在也已經在大學教了13年書。我一直要求自己上課時,就是專注在專業知識,不要扯閒話。不過,以前一位好友曾經告訴我:當這些學生踏入社會以後,他們不會記得你傳授的專業知識,他們會記得的,反而是你所說過其他的話。

我事後想想,還真的是這樣。對於自己念大學時的教授,我真的不太記得他們說過什麼(好吧,我承認,我是全班翹課第一名),迄今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反而是去旁聽林山田老師的刑法總則時,他曾經勉勵同學「如果你念法律的目的是賺錢,我建議你趕快轉系」。
我不是很確定自己留給學生的印象是什麼,不過,我想可以無愧於己地說,自己是很認真地在上課。如果「認真」真的是我留給學生的印象,我會很高興。......





2015年8月22日 星期六

普林斯頓、史丹佛等大學有新鮮人入學前讀物.....

已知普林斯頓、史丹佛等大學有新鮮人入學前讀物.....


了不起的制度:該學開學前,已將三本選書寄給全世界的新鮮人。
Incoming freshmen are busy reading three books selected by President John Hennessy. The program is an annual tradition, and this year's selections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about resilience and determination: http://stanford.io/1K8KQAX



2015年8月21日 星期五

Havruta 教育方法(「哈柏露塔」)



他們教出的孩子讓全球12億人都買單,超強「幸福學習法」揭秘

 2015年08月18日 17:18
世界上有30%的諾貝爾獎得主、常春藤聯盟學生,都是用一種叫「哈柏露塔」(Havruta)的教育方法教出來的,這套方法貫穿日常生活,教出了馬克・祖克柏、史蒂芬・史匹伯、愛因斯坦、漢娜鄂蘭等各行各業的翹楚,也是猶太民族教育孩子的最高原則,到底有著什麼樣的魔力?
臉書(Facebook)創辦人馬克・祖克柏(Mark Zuckberg)正是猶太人,23歲成為全球最年輕的億萬富翁,他打造的社交網路帝國,已經有超過十億名成員。
祖克柏的父母總是鼓勵祖克柏解釋自己的想法,「真有意思,解釋給我聽聽看吧!」祖克柏身為醫師的雙親,在祖克柏成長的路上鼓勵他提出疑問,而且以有邏輯的方式與他討論,無論他提出多麼匪夷所思的問題或答案,都不會感到不耐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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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祖克柏的父母從小就十分重視他的想法與興趣。(圖/Mark_Zuckberg臉書)  
日常生活的一問一答,漸漸培養出小祖克柏獨立思考的能力,9歲他開始展現對電腦程式的興趣後,父親除了自己教導他程式語言,還聘請專業程式設計師當他的家教,幫助他鑽研興趣。到了高中,祖克柏就已經開發出能向使用者推薦音樂的程式,微軟(Microsoft)和美國線上(AOL)等大企業都爭相延攬。
給予孩子好奇、思考的空間,對孩子擅長的潛能加以培養,就是祖克柏的父母給他的最好禮物,也讓他寫下網際網路世代的成功神話。祖克柏父母的教育方式不是什麼獨門祕技,但也不是能輕易複製的做法,原來,這一切來自於猶太家庭傳統中的「哈柏露塔」。

沒有教師也可以自己學習的方法

哈柏露塔的原意接近英文的fellowship,有夥伴關係、友誼的意思,哈柏露塔的核心概念是兩人一組,透過提問、回答及反駁來進行討論與辯論。但重點不在於辯論輸贏,而是學習如何表達自己、傾聽與思考。
韓國教育學家全聲洙極度推崇哈柏露塔,還遠赴以色列和美國取經,他認為數千年來承受壓迫的猶太人,就是因為無法自在學習的困苦環境,才發展出沒有教師也可以自己學習的方法。
哈柏露塔強調一起學習,討論中的兩個人地位平等,透過立場互換的討論過程,雙方都能放下身段,既讓對方了解自己的想法,也可以傾聽對方的創見,不關注勝敗,反而像跳舞一樣,輪流掌握主導權、培養出很好的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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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討論與提問,哈柏露塔讓同儕也能是老師。(圖/SJU@flickr
哈柏露塔看來似乎是一般的聊天,但其實大有不同。首先,要將自己所學所知的事,用言語表達出來並讓別人能夠理解,本身就是一大挑戰;哈柏露塔又強調兩人互相挑戰,這時傾聽就十分重要,只有確實聽清楚對方的話,才能掌握話中的脈絡,找出可以說服對方的說法。
而提出問題更是哈柏露塔的精髓,想要與他人辯論,就得努力提出震撼對方邏輯的問題,看似再理所當然的事,也還是要提出疑問,久而久之自然鍛鍊成跳出框架思考的能力,也具備了創意與創造力的第一步。

你重視的是教育,還是升學?

全聲洙關注韓國教育多年,認為韓國家長對教育的無限熱忱,一點也不輸給猶太民族的父母。然而,和台灣一樣,韓國的傳統儒教文化形成「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意識形態,想提升社會地位只能仰賴學歷,別無他法,於是父母傾注一切資源,只為了讓孩子在教育系統裡拔得頭籌。
天下父母的苦心毋庸置疑,但現今多元開放的時代中,成就不一定只能從硬梆梆的教科書中取得,國際名導演史蒂芬史匹伯就是個最好的例子。史匹伯從小就無心於課業,而且因為家人頻繁的搬遷,加上猶太背景的枷鎖,讓少年時期的史匹伯總是獨自一人。
這樣孤單的孩子,長大後卻製作出《ET・外星人》、《侏羅紀公園》、《搶救雷恩大兵》等史上最多賣座電影,廣受全球觀眾的喜愛,其中關鍵就在於母親無盡的愛和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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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芬史匹伯是史上拍過最多賣座電影的導演。(圖/Sam_Howzit@flickr
儘管史匹伯對讀書一點興趣也沒有,他的母親卻從來不曾嘮叨,為了培養孩子的想像力,她每天一定要為小史匹伯讀一篇童話故事,甚至在他少年時期拍攝的第一部電影中擔綱演出德國士兵。多虧母親自始至終的支持,史匹伯的才華才得以開花結果,深受母愛滋養的他,產出一部又一部感人至深的電影,傳達各種形式的愛與歡樂。
再好的學校、教師,也無法給予真誠無盡的愛,許多亞洲家長努力提供孩子最好的讀書環境,卻不乏太少時間相處以至於家庭失和的案例,讓子女在學業有所成就,卻失去了解他們、也讓他們了解父母的機會,這樣的「教育」方式豈不是太浪費父母打拼、孩子苦讀的辛勞了嗎?

你的孩子會主動找你聊天,一聊就是兩小時嗎?

在家庭教育中,哈柏露塔扮演的角色,不僅是訓練孩子敏捷犀利的思維,也讓家人之間的對話變得有趣、令人期待,原因無他,因為雙方平等的對話模式,讓孩子可以安心表達自己的想法,不用怕被父母指責或糾正。
好幾位嘗試哈柏露塔的韓國家長表示,孩子逐漸會主動關心大人的想法,也變得非常期待與爸媽「談話」。家長們逐漸意識到孩子不是自己的重擔也不是自己的化身,孩子擁有自己的獨立性格與思考,讓大人也能從對話中學習到自己沒有過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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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認真地與家人交流溝通,感情自然緊密。(圖/Israel_photo_gallery@flickr
每天實踐哈柏露塔能培養孩子的思辨能力,但親子互相尊重交流更能增進家庭關係,每個家庭成員都可以感受到彼此的關愛,這麼幸福的學習方法,怎麼會不教出優秀的孩子呢?
本文部分內容經授權取材自大是文化《哈柏露塔:猶太人的教養祕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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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18日 星期二

A Video Game That Teaches You How To Code

New Fig. 1 video: Use spells to navigate through the world, fight off foes and solve problems in CodeSpells, a video game that teaches people to code. Sarah Guthals co-developed the game as part of her research as a doctoral student at UC San Diego and UC San Diego Jacobs School of Engineering.

Why Science Needs Art: https://youtu.be/-junNCPl3Zs Subscribe!http://bit.ly/1fUWHyY What can you learn from a video game?...
YOUTUBE.COM

2015年8月16日 星期日

讓二戰歷史自己說話,台灣才有真正的和解;Tzu Wei Liu 的身世:祖父是台灣征菲律賓軍人;外祖父是解晉元親戚



Tzu Wei Liu 的身世:祖父是台灣征菲律賓軍人;外祖父是解晉元親戚。
Tzu Wei Liu of BBC Chinese began her research into Taiwan’s complex...
BBC.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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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報社論】
慶祝抗戰勝利 誰還記得死掉的3萬台灣軍伕?
昨天是二戰結束七十週年,日本安倍首相發表世界關注的講話。在其中,安倍表示對包括台灣在內等日本亞洲鄰國所走過痛苦的歷史銘記在心...
PEOPLENEWS.TW

2015年8月15日 星期六

德國人如何教歷史?一份來自德國漢堡邦的中學課綱

翻譯/解說:謝達文(臺大社會系學生)...
GUSHI.TW

黃武雄:教育者的唯一任務是教給孩子們好的東西,此外無他

今晨友人T談起他1976年左右,在台大數學系修課的往事。剛剛我回了訊。想想把回訊增補幾句話,公開給大家參考,也許有點意義。


Dear T,
你太客氣了,教書是我的本份,我靠此維生。是你自己的努力與才能,譲你度過挫折。
1964年我大四時也二分之一,差點被退學。
我特別注意學校僵硬的制度,會犧牲很多有才能的年輕人。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在蘇黎士當研究生時,還被 Minkowsky 視為懶蟲,不給他及格。當時年輕的愛因斯坦很感挫折。
Minkowski 是一流的數學家,很多年後,Einstein 做廣義相對論,是從Minkowski 與Riemann 的工作,找到描述彎曲時空的方法。反之,Minkowski 言談間也變得欣賞愛因斯坦的工作。1907年,他客氣的寫了信給Einstein,要索取Einstein的新論文。他們彼此都看走了眼。(見下註*)
講這故事,是希望教育者不要太相信自己對人的判斷,尤其對於年輕人。教育者很少有人好好想過這些根本問題。
我一直認為,教育者的唯一任務是教給孩子們好的東西,此外無他。
評鑑學生分類學生,不是教育者的責任。那是文憑社會賦與教育者做篩選的額外工作,以方便社會靠一張紙用人,節省試用的成本。(不直接看應徵者的才能,而只看文憑。)
可是這份額外的工作,經常違反了教育者真正的任務:教給孩子們好的東西,讓他們得到最大的內在發展。
我年輕時偶而也會犯錯,沒有完全想清楚這件事。越老越確信這樣的想法。
/黃武雄 2015/08/15
註* 參見Galina Weinstein談這段故事的文章;十多年前讀過一本愛因斯坦傳,把這段故事寫得極為有趣,有中譯本,只是書早已外借,不記得作者名。

2015年8月8日 星期六

談教育及人才浪費 (中村修二)






值得細讀。


因研發藍光LED而獲得2014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中村修二

談教育及人才浪費


一、東亞教育:效率低下,所有人都深受其苦

東亞的教育體制是比較特異的,經常是得到局外人的讚賞和局內人的詬病。日本的教育體制已經相對算這三國裡比較寬鬆的了,有些國家就別提了,老師、學生、家長所有人都深受其苦。
至於韓國也是以極端的應試主義和學歷主義聞名的。首爾大學(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高麗大學(Korea University)和延世大學( Yonsei University)總稱為”SKY”,韓國最大規模企業的總裁們,70%是這三所大學的畢業生,而80%的司法機構公務員來自這三所大學。韓國孩子幾乎都要上補習班,2009年韓國補習班獲利總額約73億美元,這比三星電子的盈利還多,教育支出龐大是韓國人不敢生育更多孩子的最大原因。2012年,經合組織進行了”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在數學和閱讀項目上,韓國學生在所有成員國中排名第一。但是,這項成就是以相當低的效率取得的,有評價說:“這些孩子是靠雙倍的努力加雙倍的花費……才得到這樣的成績。”
為何東亞會有這樣的教育體系呢?我覺得,是因為東亞國家在現代教育體系本來就有的普魯士的基因,再加上了東亞儒家和科舉傳統。 而對於有的國家來說,可以說又加上了蘇聯式教育的實用速成導向和思想灌輸功能。

二、東亞教育具有循規蹈矩的“普魯士基因”

在十九世紀之前,教育其實是個類似手工業的學徒制,不管是東方的私塾還是西方的家庭教師。但是隨著科目的增加和對受基本教育的勞動人口的需求,出現了所謂的K-12(也就是我們亞洲的普通中小學)教育制度。
現代各國的標準教育模式,是我們已經以為天經地義的幾個基本要素:
1、早上七八點鐘走進教學樓;
2、在長達40-60分鐘的課程中全程坐著聽課,在課堂上,教師負責講,學生負責聽;
3、穿插在課程之間的有午餐以及體育課的時間;
4、放學後,學生回家做作業。
在標準化課程表的禁錮下,原本浩瀚而美不勝收的人類思想領域被人為地切割成了一塊塊,一塊塊便於管理的部分,並被稱為”學科”。同樣,原本行雲流水、融會、融會貫通的概念被分成了成了一個個單獨的”課程單元”。
這個模式,是在18世紀是由普魯士人最先實施的。是他們最先發明了我們如今的課堂教學模式。普魯士人的初衷並不是教育出能夠獨立思考的學生,而是大量炮製忠誠且易於管理的國民,他們在學校裡學到的價值觀讓他們服從包括父母、老師和教堂在內的威權,當然,最終要服從國王。
當然,普魯士教育體系在當時的很多方面都具有創新意義。這樣的教育體系讓上萬人成了中產階級,為德國成為工業強國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原動力。基於當時的技術水平,要在普魯士王國實現人人都接受教育的目標,最經濟的方法或許就是採用普魯士教育體制。
然而,該體制阻礙了學生進行更為深入的探究,對他們獨立思考的能力有害無益。不過,在19世紀,高水平的創造力邏輯思維能力也許不如思想上服從指揮、行動上掌握基本技能那麼重要。
在19世紀上半葉,美國基本照搬了普魯士的教育體系,就像在普魯士一樣,這一舉措能夠大力推動中產階級的構建,使他們有能力在蓬勃發展的工業領域謀得一份工作。除了美國,這個體系在十九世紀也被其他歐洲國家仿效,並推廣到歐美以外其他國家。
但是,如今的經濟現狀已經不再需要順從且遵守紀律的勞動階層,相反,它對勞動者的閱讀能力、數學素養和人文底蘊的要求越來越高。當今社會需要的是具有創造力、充滿好奇心並能自我引導的終身學習者,需他們有能力提出新穎的想法並付諸實施;不幸的是,普魯士教育體的目標與這一社會需求恰恰相反。如今的教育完全忽視了人與人之間異常美妙的多樣性與細微差別,而正是這些多樣性性與細差別讓人們在智力、想像力和天賦方面各不相同。

三、普魯士基因以外,東亞教育還深受儒家傳統和科舉制度影響

東亞三國在19世紀末為了追趕西方列強而開始引進這種現代教育制度時,又不可避免地由於自己的儒家傳統和科舉制度,而對這個制度作出了潛意識的扭曲和偏重。

1、對大學入學考試和科舉制度的混淆
東亞國家對大學入學考試,總是會和他們長期的科舉傳統混在一起。古代社會對創造力沒有那麼大的需求,所以科舉是個很好的制度,以最小的衝突完成了社會管理者的選拔,且完成了一個以智力取代門閥的準繩的建立。
如果要和科舉類比的話,現在的對應物應當是公務員考試或者某些大公司的入職考試。因為這些考試和科舉一樣,是需要選拔出已經訓練有素的成年人,馬上就可以從事某些工作。
而大學入學考試,目標則是要選出可塑性強而又有志向者進行下一步的教育,這樣的人要好像從熔爐裡取出的液態玻璃,可以旋轉拉長,可塑性極強。而科舉考試得到的人員,則要像上了釉彩的出窯瓷器,馬上就可以使用,但是如果你做什麼改動,不是破裂就是刮傷。
此外,考試是個用處非常有侷限的工具。古代的科舉對人才的遺漏盡人皆知,而現代不管哪種考試,能考得出考生的興趣、志向、想象力和實際操作能力呢?即使是已經看起來最客觀最可衡量的數學考試,也會遺失很多東西。
可汗學院創始人薩爾曼可汗舉了代數為例子。在學習代數時,學生們多半只專注於在考試中獲得高分,考試的內容僅僅是各單元學習中最重要的部分。考生們只記住了一大堆X和y,只要將X和y代入死記硬背的公式,就可以得到它們的值。考試中的X和y體現不出代數的力量及其重要性。代數的重要性及魅力之處在於,所有這些X和y代表的是無窮的現象和觀點。
在計算上市公司的生產成本時使用的等式,也可以用來計算物體在太空的動量;同樣的等式不僅可以用來計算拋物線的最佳路徑,還可以為新產品確定最合適的價格。計算遺傳病患病率的方法同樣可以在橄欖球賽中用來判斷是否應該在第四節發起進攻。在考試中,大部分學生並沒有將代數視為探索世界時簡單方便且用途多樣的工具,反而其視為亟待跨越的障礙。
所以,雖然考試是很重要的,但是社會必須能認識到考試的極大侷限性,並削弱它在選材中的位置。
美國的教育制度以雙保險的方式抑制學生在考試上過分浪費精力:其一,SAT的考分只是錄取考量的諸因素中的一項,過於重視SAT是不明智的;其二,SAT每年有6次報考機會。
台灣、中國的教育制度則以加倍的方式促使學生浪費青春:其一,聯考分數是錄取與否的決定性因素;其二,聯考一年一度。

2、東亞國家對複習的過度重視
2009年釋出的”中日韓美四國高中生權益狀況比較研究報告”顯示:78.3%的中國普通高中學生平時(不包括週末和節假日)每天在校學習時間在8小時以上,韓國為57.2%,而日本和美國幾乎不存在這樣的情況。中國學生每日學習的時間最長。各國學生所學內容的多少相差不會太大,那麼如果學習時間過長,意味著什麼?意味著複習時間所佔比重過大。這是扼殺學生想像力、創造力的最大手段。
說起復習的重要性,人們經常會引用”學而時習之”, 這個”習”就是複習。但是,孔子時代與今天社會有個巨大差異,是學習的內容。孔子時代的主要學習內容是”禮”,扮演者唯反覆演練才可達到效果。但是,人類的社會生活演化到近現代,學習的主要內容由”禮”轉變為認知。認知是拓展和變化的,其本質是創造或學習新的東西。如果教育過度強化複習,是產生不出創新人才的。
而且,正如保羅葛蘭素所說的”即使在最好的高中裡學到的知識,和大學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以文科為例,那幾本高中需要反覆誦讀的歷史課本上的知識,和隨便幾本大學歷史系必讀書比起來如何?至於數學呢,即使是中學數學都掌握很好了,還沒有學到十七世紀就出現的微積分。何況,隨著知識的爆炸,1900年所有的數學知識可以塞進1000本書裡, 到2000年已經需要10萬卷書了(德夫林《數學猶聊天》)。可見,花了人一生中精力最充沛的幾年時間反覆學習這麼有限的知識,是多麼低效的學習法啊。

這幾年有個流行的一萬小時理論,對反覆練習好像是個理論上的支援。但是,這種論述的多在【認知複雜性】較低的活動,如象棋、鋼琴、籃球、計程車駕駛、拼寫。但是,對於【認知複雜性】較高的活動,如創作、管理等作用就很難找到足夠的證據。其實,這一點反而可以用來說明,為什麼鋼琴小提琴這類技藝的訓練在西方業已式微,而在東亞國家卻大為興盛。
這類十九世紀就已經蔚為大成的技藝,特點是難度訓練階梯比較固定,知識總量也已經限定,只需要多加練習即可,而且學習的進度,又可以通過曲目難度或考級來衡量。這正好切合了東亞偏愛的學習法。所以東亞國家這些琴童家長,多半既沒有音樂愛好也不瞭解古典音樂背景知識,卻讓孩子花了大量時間練習,其內在出發點,就好像著名笑話中那位因為路燈比較亮,就只在路燈下找鑰匙的愚人一樣。

3、平均主義和匱乏心態的影響
很多對聯考的辯解,都是說,雖然聯考不盡如人意,但是是最公平的。這是儒家傳統上”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的影響。公平並沒有錯,但是如果為了公平,就反而一刀切壓制了不同類型的人才發展途徑,那就很可悲了。東亞國家的人口基數那麼大,這種人才浪費的機會成本也是高得很難估量。
舉個其他國家的例子。歐洲學術界有個比較,像英國和德國都算是古典學術的學霸類國家,但是英國這方面的人才要出色不少。究其原因,反而是因為英國的教育制度不夠公平。英國有一些中學進去後由於傳統原因,上好大學的可能性非常高,這樣裡面的學生很早就可以不慌不忙地浸淫在龐大的古典學術中。反過來,德國比較公平,所有學生上大學都要通過考核,這樣,學生反而要花更多精力在通用的備考科目上面。結果英國這種表面的不公平反而有可能造就優質人才。
這就像彼得‧提爾的《從0到1》中的舉的商業上的例子,表面上完全競爭好像比較公平,實際上參加這樣競爭的企業利潤會變得像刀刃一樣薄,朝不保夕,只能顧著眼前利益,不可能對未來做長遠規劃。而類似谷歌這樣的壟斷企業,因為不用記掛著和其他企業競爭,反而可以由更大的自主權關心自己的產品和做各種長遠得簡直不靠譜的計劃。所以學生如果長期處在考試的競爭壓力下,自然也就不可能有長遠的自我成長計劃,而只能把心思集中在將會決定一生道路的一次次考試上。
另一方面,東亞國家從幼兒園開始到大學的學習卡位戰和爭奪戰,其實質是對有限的高品質教育資源的爭奪,這個並非沒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為何這個地區的爭奪會達到這樣的火熱程度呢?那也許要歸咎於長期物質匱乏導致的稀缺心態。
去年大熱門的《匱乏經濟學: 為什麼老是在趕Deadline? 為什麼老是覺得時間和金錢不夠用?》指出,當人陷入稀缺的狀態(物質或是時間)時,稀缺會俘獲大腦時,人注意力的俘獲,不僅會影響我們的所見的速度,而且也會影響我們對周遭世界的認識。而當我們為了解決眼下的難題而極度專注時,就無法有效地規劃未來。
我覺得稀缺是東亞民族特有的狀況。因為這些國家幾千年來都是水稻密集型種植經濟,一方面是可以在同等耕地情況下養活更多人,一方面當然是需要付出更多勞動和忍受更大擁擠。到了十七世紀後,就都陷入了內卷化的陷阱。就以日本為例,15至19世紀,日本人口波動在1000萬到2000萬之間,約為英國同期人口的四倍。龐大的人口賴以生存的適耕土地,面積僅相當於英格蘭的一個縣,生產力卻又不及英格蘭的一個郡縣。所以在德川時期,為了維持生存,日本人不但把勤勞節約發揮到了極點,甚至有兩個匪夷所思的現象。
一個是日本政府出面來鼓勵溺嬰,以至於300年間人口零增長。另外,因為寶貴的土地不能用來給家畜提供飼料,日本人系統性地取消了車輪和家畜的使用這兩項基礎性農業技術,其結果呢,來一個形象的比喻,他們把鼻子保持在水以上,只要發生意外災難或意外支出,就可能慘遭溺斃。這種東亞民族特有的匱乏和焦慮心態,不管是東南亞的土著民,歐美人,甚至非洲人,都無法理解。
所以對於教育資源,如果是狹義地理解為配備良好的教室、高階教師之類的,那確實是有限的,對於長期處於稀缺的心理狀態的東亞人來說,是一定要參與爭奪的。
但是,實際上,孩子要成才,更重要的教育資源,其實是各自家庭的文化背景、價值觀的言傳身教、志向和視野的潛移默化,那根本和那種”你上了這個學校我就上不了”那樣的零和博弈無關了。而且,如果家長在稀缺心態的驅動下,讓孩子從小沉浸在補習班和題海裡,希望能先去搶到眼前看起來很稀缺的學校資源,也許從長遠來看,就反而浪費了孩子最大的資源-有無限可能性的少年時光和天生的好奇心,那就是愛之適足以害之了。

4、工業化追趕帶來的心態
影響近代工業化的起源在西歐,所以他們不管是經濟社會還是教育體系,都有個比較和緩的自然進化發展期。而東亞國家是被裹挾進現代社會的,為了趕上其他國家,在工業體系上無一例外的採取了國家層面上有計劃的指導下的發展。日本的工業化要歸功於通產省的官僚們,韓國則是政府支援幾個財閥來配合整個發展計劃,而中國現在還有那麼個五年計劃在指導。
這種國家級計劃是建立在十九世紀的理性主義的基礎上,其內含的想法,是認為世界上沒有問題是不能解決的,因而可以通過科學的考察而預測出事物將來準確的發展方向。這種想法運用在教育體制上,就是假定某個機構可以準確地預測某個年紀的孩子需要掌握什麼樣的知識,某種考試可以選拔出什麼樣的人才等等,這種自信令人細思恐極。
而具體到學校和學習的具體操作上,為了適應工業化的人才需求而專門設立的東亞教育制度,比起自然發展的西方體系來說,更有工業化追趕期那種對效率的瘋狂追求。這樣,這些後進工業國的教育體系,反而比前驅工業國更像工廠的流水線一些。
在二十世紀初,泰勒制(Taylorism)在美國產業界盛行一時。泰勒認為、管理的根本目的在於提高效率。為此,他採取了制定工作定額、選擇最好的工人、實施標準化管理、實施刺激性的付酬制度、強調僱主與工人合作的”精神革命”等。這就將工人的潛能發揮到無以復加的程度,有人形容,在實行泰勒制的工廠裡,找不出一個多餘的工人,每個工人都像機器一樣一刻不停地工作。泰勒理論的前提是把作為管理物件的”人”看作是”經濟人”,利益驅動是該學派用以提高效率的主要法寶。現代最著名的泰勒制工廠莫過於富士康了。從報道中大家也可以猜想到這種高壓環境對工人心理的影響。
而如果把東亞教育制度和泰勒制工廠來對比的話,我們會發現幾乎是一一對應的關係,制定很高的學習量和需要考核的大量知識點、選擇成績好的學生組成重點學校、全國統一的考核標準、大量考試形成的刺激性獎懲、還有學校內部的各種打雞血活動。(打雞血:網路流行語,在一些網路博客中被形容為"瘋狂"、"癡迷"等歌迷、影迷、書迷的追星行為;也被用來形容一個人特別興奮,具有調侃意味。打雞血文革年代曾是瘋狂蔓延的一種"保健療法"。)學校目標也是要發揮學生的潛能,每一分鐘都要致力於得到最好的成績。所以批評這種教育體系的人經常說,孩子好像是流水線上的工業製品,或者說,學生是老師的童工,他們的成績就成為老師的績效,所以師生的利益關係經常不是一致的,是相反的。這並不是簡單的激憤之詞,而是有一定的內在邏輯。
當然,因為東亞國家的勤勞傳統,孩子們這麼辛苦,如果確有效果,也不是不能接受。但問題就在於這個有效性上。
這種教育上的泰勒制,本質上是把學生當成體力工作者來對待。對於體力工作者,因為他們的工作狀態是可見的,所以工廠管理比較容易,對他們的要求是”把事情做對”,而不是”做對的事情”。
而現代學生呢,我覺得更像德魯克所定義的”知識工作者”(知識工作者不生產有形的東西,而是生產知識、創意和資訊,誰也看不出他們到底在想些什麼),而且從培養目的上也是要大多成為知識工作者。學生時代的真正成果,不是他們交上去的作業和考卷,而是他們所真正學習到和思考的內容。這些在技術上是無法進行嚴密的督導的。所以要成為好學生,不是像體力勞動者一樣忠實地完成老師的作業,而是要像知識工作者一樣,具有有效性,也就是”做好該做的事情”,(好學生一定得做到:要自我決定學習的側重,衡量自己知識的掌握度,管理自己的學習時間)這就需要具有極大的主動性和自由度。
所以,悲劇的是,由於東亞教育體制的工業時代基因,他們是用訓練體力勞動者的做法,來培養他們心目中未來的學者和企業家,這不免就南轅北轍了。

四、東亞教育急需改革,卻越發走向僵硬

東亞教育體制長期以來是利多於弊的。在工業化時期,可以為新建立的工業短期造就大量可堪一用的工人和初級工程師。所以東亞各國在二十世紀的飛速發展,這種教育體制有很大貢獻。但是隨著技術和經濟的演變,這種體制就變得越發不合時宜。
這一點可以類比成蘇聯時期的重工業。在這種體制下,採煤業是為了冶鋼,冶鋼是為了機械業,而機械業又是致力於生產採掘和冶煉機器,這樣形成了內部的自我迴圈,而無視市場和競爭的實際需要。這種重工業在蘇聯的工業化時期,確實製造了大量本來缺少的工業製品,很有用處。但是到了某個發展階段,其缺乏效率和國際競爭力的弱點就暴露出來了。到如今,蘇聯這個曾經的第二工業強國,他的汽車工業、機械工業還有什麼價值呢?同樣,東亞教育體制曾經批量培養出的大量標準化人才,不是也將會在新時代裡變得越來越沒有價值麼?
更有甚者,為了脫離這種體制,很多東亞家庭送了孩子去歐美留學,可是除非他們留在國外,如果回國就業,海歸們還是要以他們畢業的各種學校為求職砝碼,這就又陷入了比較學校名氣的漩渦。就好像中世紀時印度很多低階種姓為了擺脫種姓制度的壓迫,皈依了外來的伊斯蘭教,但是在無所不在的種姓思想下,穆斯林也被視為一種種姓,同樣還是陷入這個等級體系之中。所以託福、SAT這些美國考試制度,在東亞也無形中被融合到富有東方風情的應試主義和學歷主義的體系裡。
這種體制由於造就了多個既得利益階層,所以很難撼動,甚至會像上面說的蘇聯重工業綜合體或印度種姓制度一樣,”病得至死方休”。蘇聯時期的重工業不停地製造對社會無益的武器,形成一個利益相關勢力,浪費了大量社會資源,直到整個國家體制崩潰。而印度種姓制度,從佛陀時代就飽受批評,卻一直禍害了印度幾千年,直到今天還是印度前進道路上的巨大障礙,就是因為背後有大量的高種姓的既得利益者。
東亞的教育體制呢,一方面,養活了龐大的低效率又思想陳舊的各類公私教育機構(這一點類似蘇聯工業集團),另一方面,通過對學歷的看重,佔據社會中高階層的,多半都是最適應這個體制者,而這個階層又通過在應試教育上的更多支出,保證自己的下一代在這個考試體系中也能脫穎而出,從而把自己在社會地位上的優勢又傳給了下一代(這一點又有點像種姓製度)。
這個急需改革的體制,就這樣在各個社會集團的共謀下愈發僵硬了。

王汎森:中研院從不受政治影響

王汎森:中研院從不受政治影響

2011.04.28 0條 
政府從不干涉史語所或中研院的人事,老實說也不知如何干涉起。中研院真是充分落實“學術獨立”這四個字。黨派不同,大抵是研究人員個人的事,基本上與機構或政府沒有任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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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雲林人。l958年生。歷史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2009.10卸任),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主要從事思想史、學術史及史學史研究。2010年1月接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主要著作有《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運動的興起》、《Fu Ssu—nien: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晚明清初思想十論》、《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主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張灝院士七秩祝壽論文集》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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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建院20年合影。1928年,蔡元培等人在南京創立中研院,“學術獨立”是立院之本。
文_南都周刊實習記者鐘瑜婷上海報導攝影_孫炯
復旦大學光華樓東輔樓103室座無虛席,連講壇四周地板上也坐滿了聽眾。
站在講壇中央的王汎森,面對現場上百位聽眾,偶爾用掌心抹去額前滲出的細微汗珠。在開場白中,他提示在座的聽眾:“今天我所要講的,都是自己的一些困惑,而不是答案。”
這是複旦大學在今年3月推出的“人文振興計劃”的首場學術訪問活動,王汎森為此系列活動的第一位受邀嘉賓,在復旦大學進行四場演講,講座的主題是“執拗的低音”。
“執拗的低音”一詞借於日本思想史家丸山真男,比喻精彩絕倫的交響樂中常被人忽視的嗡嗡低音。王汎森以此作為主題,想要傳遞的是他多年來的擔憂:百年來,我們用力學習西方學術文化,但遺忘了一些低沉的呼聲。
王汎森現為台灣最高學術機關(直接隸屬於“總統府”)—“中央研究院”副院長。他的著作《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頗受學術界好評,繼2001年在大陸首次出版後,今年1月又由三輝圖書推出修訂版。
歷史學家羅志田評價這本書是:“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研究的典範之作”,“既能關照今日西方學界思考的重大問題,又體現出作者對晚清學術傳統內在理路的深刻把握”,“是一本難得的好書”。
而王汎森的好友、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葛兆光在系列演講的開場中就說,在他認識的很多史學家裡面,“先生文章好,義理高,考據精深。”葛兆光還尤為特別地提到一點,“王汎森總能注意到歷史邊緣的幽微之處”。
在上海的講演期間,王汎森接受了南都周刊的專訪。
我不滿的是人文學者太崇洋
南都周刊:在今年再版的《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一書中,你將近代思想的變局提早到了1840年鴉片戰爭以前,並且依此認為西方文明對中華文明的衝擊力量是被誇大了的。這一論斷是否適用於今天?
王汎森:我想寫一本書來重新討論1800年以後到1850年的這一段歷史。西方漢學界的領導者費正清先生曾提出過“衝擊回應說”,認為中國這個老帝國太久沒動,要有西方的衝擊才會有所改變。但很快就有人糾正說,1840年之前,中國實際上就有了明顯的思想變動,“衝擊回應說”不完全能站得住腳。我們要辯證地看待今天的西方思想,文明的歷程是一場接力賽,在台灣,現在大家普遍認為要吸收西方文化,保持東方精髓,然後才能形成兩個境域的融合。
南都周刊:你認為目前存在單向引進的問題?
王汎森:學術跟文化的資源要盡量多元,只有多元,才能使人保有警醒和創造性。但我不滿意的一點是,如今的人文學者過度被西方理論所桎梏。我非常贊成深入地向西方學習,這就像寫毛筆字的人一定要深入臨各種帖,各種帖都有自己的特色,臨到一定境界,等於掌握了各種技巧與意境,方便自己用不太容易掌握的毛筆寫出自己的字來。但是現在的問題是有些學者跟西方理論跟得太緊,太崇洋,以至於他們把古代人當代化,把中國歷史歐洲化。
南都周刊:無論是在人文科學還是自然科學,全面引進歐美理論與方法都成為“時髦”乃至是“正宗”,你提出的“跟得太緊”的問題,這就涉及“怎樣來跟”。
王汎森:對於西方的思想學說要有創意地吸收,轉化成自己有生機的一部分,不能只是照抄、照搬。我覺得學術創造力的弱化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西方人常常在最原始的創意上勝出他人,而其他地區的學者往往只是跟隨西方學者的腳步在做“me too”的工作,有的是改正若干缺點,有的是加快速度,有的是增加精準度,有的是降低成本,但整體看來,都是“me too”的工作,都不是前驅性的。
南都周刊:史語所當年成立時,歐洲是研究中國歷史和語言的“漢學中心”,傅斯年設立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初衷,就是源於對此現狀的“不滿”和“不服氣”。今天這種情況發生了怎樣的改變?
王汎森:時代已經不一樣了,對今天漢學研究的現狀,我絲毫不悲觀,但是如果要做出具有重大意義及代表性的成果,大家還是要多努力。1949年之後,大陸經歷了“文革”,當時漢學研究的推進,主要是靠著台灣、海外華人和西方的漢學界來維繫,今天中國研究漢學的人非常多,也擺脫了許多不必要的桎梏,思想自由,成績可期。當然,以前不應為主義、教條桎梏;今天也不應為任何時髦的理論所桎梏。
南都周刊:作為海外漢學研究的重要一支,費正清對漢學研究的影響至深,你怎樣評價費正清?
王汎森:費正清教授是一位西方漢學界的組織家及指揮家,他非常能籌錢、擬計劃、落實計劃;他對中國近代史的學術整體眼光與規劃相當好,對於學術與社會的互動也掌握得很精準。從他編《劍橋中國史》的近代部分可以看出,一大部分的作者都是他訓練的,每一篇背後都是一本博士論文,井井有條,而且很有效率地完成。不像《劍橋中國史》其他時代的部分到目前還尚未全部完成。但是他個人的學術水平,我認為只算中等。
學者從政的作用非常正面
南都周刊:提到史語所,大陸學人都非常羨慕它經曆八十年風雨後依然保持持久的學術活力和學術生產,你曾擔任史語所所長達六年,你認為史語所的活力之源是什麼?
王汎森:我覺得主要在於研究所的風氣和傳統。一個學術單位,剛成立的前十年所建立的風格和傳統一定會影響到這個機構的未來。在制度方面,傅斯年創所時就提出了有名的“拔尖主義”;另一個比較少人注意的是“不拘一格用人才”。中研院發展到今天,一直堅守“拔尖主義”,但第二點如今沒辦法做到。現在用人的條規太多、程序太繁。傅斯年想要重用某位人才,即便他不符合學歷標準,照樣能夠破格錄用。現在要這樣做,就很難了,整個聘用制度太嚴格,我做了六年的史語所所長,最遺憾就是這點。
南都周刊:中研院對院士會有考核嗎?
王汎森:中研院院士是終身榮譽,所以並沒有考核,但是人們自己會考核自己。
南都周刊:政府會干涉史語所的人事嗎?台灣的黨爭風波對獨立的學術研究是否有影響?
王汎森:政府從不干涉史語所或中研院的人事,老實說也不知如何干涉起。中研院真是充分落實“學術獨立”這四個字。我是在“解嚴”之前進去的,從未覺得政治力有任何影響。如果有,只是每個人心中自己有的自我約束,與中研院無關。在“解嚴”前大概有一兩個人事案可能受到政治的影響,我不是當事人,只是風聞而已。“解嚴”之後,研究人員當然各自有不同的政治信念,但那是個人的事,誰也不能干涉。黨派不同,大抵是研究人員個人的事,基本上與機構或政府沒有任何關係。現在問題是,政府給你這麼多錢做學術,學術研究成果該如何回饋社會。
南都周刊:胡適等人曾經認為,中國改革之不成功,多由於過於講“實用”,尤其是過多地註重學術的“政治”意義所致。他們提出了“無用之用”的說法來解決。但錢穆反對這個觀點。
王汎森:實際上在該關心現實的時候,胡適、傅斯年都是積極的參與者。他們只是說不要在追求知識的時候跟這些現實之“用”扯得太緊。當然,錢穆先生和他們之間的區分還是有的。近代新派的學者認為,你不能在做研究時,隨時想著“用”的問題,這樣子學術不會進步。
南都周刊:對知識分子與政治的關係,你持有怎樣的觀點?
王汎森:我覺得胡適早年所說的“disinterested interest”,江勇振先生譯為“超越的興趣”,是知識分子與政治之間最合適的關係。回顧台灣過去幾十年民主與經濟的發展,“學者從政”所起的作用是相當正面的,因此如果有學者投入政治,我並不反對。
教科書很難脫離意識形態
南都周刊:政治不僅影響到了學術的研究,最為直接的體現就是在編寫教科書問題上。比如最近大陸熱播的《中國遠征軍》,這段歷史一直是不為人所知的,因為歷史教科書上根本沒有這一段。
王汎森:教科書不容易完全脫離意識形態。民國初年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兩邊教科書的競爭,就充分顯示兩種意識形態。商務反映的是晚期變法維新,中華書局反映的是革命心態,很快中華書局就崛起。北伐時代的教科書常常反映了孫中山、列寧等人的黨義。每個時代的教科書都會反映當時主流的意識形態。所以1949年之後的兩岸歷史教科書中略去太多以前人們認為是常識的東西,你所提到的“中國遠征軍”就是其中一個事例。我常常跟從事教育的朋友講,無數的老師是用教科書當做劇本在導演。教科書好不好,關係到每一代人的歷史記憶,所以教科書要盡量做到公允。
跟美國的歷史教科書相比,我們寫得太簡單,想要把很多東西容納在一個小框架。華人的教育是要把整盤菜給你,而不是給你食譜回去學做菜。
南都周刊:在台灣的歷史教材編寫中,歷史學家會多大程度地參與其中?又是怎麼處理當局的政治訴求?
王汎森:在台灣經歷過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教科書經過“國立編譯館”審編,當時意識形態的涉入比較嚴重。到了大概上世紀90年代,當時的“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領導教改,人們對統一編本不滿意,從此“教育部”只頒布一個課程大綱,具體怎麼寫由各撰寫團隊去發揮,官方只有審核權,但現在也有人懷念過去,想要回到統一編本。
歷史學家一般通過開會來解決這個問題。我參與過最後一次“國立編譯館”統編高中歷史教科書的會議,當時兩種不同政治意識形態的歷史學家為了決定課本內容,當場激戰。我開玩笑說,那一次的會議記錄將來肯定會成為很重要的史料。
南都周刊:教科書問題實際上也涉及歷史的普及,在大陸有《百家講壇》這樣的節目,收視率很高。中研院的學者除了通過開會呼籲來糾偏,你們是怎樣向普通讀者傳遞最淺顯易懂而又充滿趣味的歷史知識?
王汎森:在這方面台灣做得不太夠。胡適曾提出兩個簡單的詞彙來講學術發展:一個是“提高”,另一個是“普及”。我們在“提高”方面做了很多,但近年來在“普及”方面做得不夠。
南都周刊:在一次演講中,你提過今天的台灣知識分子在沒落的問題,學術社會是個烏托邦嗎?今天以學科化為特徵的學術界會可能產生怎樣的問題?
王汎森:我覺得“學術社會”並不是烏托邦。西方學術界的資源、力量之龐大是無與倫比的,透過教育、言論,學者直接或間接地成為社會的中心,成為一種穩定的力量。目前台灣的學術界高度專業化,專門人才真是多至不可勝計,這筆無形財富是驚人的,可是也有一種偏差,就是碰到大的社會問題時,較少有人出來給出一個比較值得信賴的全面性剖析。或者大家覺得老上媒體不對,或者是不想關心這些事情。當然全球化社會面臨的危機往往太過龐大、太過複雜,比以前難談得多。
南都周刊:作為一位歷史學者,你怎樣看待今日大陸的發展?
王汎森:我認為目前我們有幾個方面的問題要解決:法治問題、貧富懸殊、貪污腐化,還有官僚的組織太龐大了。現在關鍵之處在於如何使它成為一個民主法治的社會。韋伯講過,資本主義的列車一旦開動便不會停止。資本主義也有其潛藏的危機,比如一個庸俗化的世界裡,人們不再追求人文精神的意義,這是值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