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中研院從不受政治影響
政府從不干涉史語所或中研院的人事，老實說也不知如何干涉起。中研院真是充分落實“學術獨立”這四個字。黨派不同，大抵是研究人員個人的事，基本上與機構或政府沒有任何關係。
台灣雲林人。l958年生。歷史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2009.10卸任），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主要從事思想史、學術史及史學史研究。2010年1月接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主要著作有《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運動的興起》、《Fu Ssu—nien：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晚明清初思想十論》、《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主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張灝院士七秩祝壽論文集》等書。
中央研究院建院20年合影。1928年，蔡元培等人在南京創立中研院，“學術獨立”是立院之本。
文_南都周刊實習記者鐘瑜婷上海報導攝影_孫炯
復旦大學光華樓東輔樓103室座無虛席，連講壇四周地板上也坐滿了聽眾。
站在講壇中央的王汎森，面對現場上百位聽眾，偶爾用掌心抹去額前滲出的細微汗珠。在開場白中，他提示在座的聽眾：“今天我所要講的，都是自己的一些困惑，而不是答案。”
這是複旦大學在今年3月推出的“人文振興計劃”的首場學術訪問活動，王汎森為此系列活動的第一位受邀嘉賓，在復旦大學進行四場演講，講座的主題是“執拗的低音”。
“執拗的低音”一詞借於日本思想史家丸山真男，比喻精彩絕倫的交響樂中常被人忽視的嗡嗡低音。王汎森以此作為主題，想要傳遞的是他多年來的擔憂：百年來，我們用力學習西方學術文化，但遺忘了一些低沉的呼聲。
王汎森現為台灣最高學術機關（直接隸屬於“總統府”）—“中央研究院”副院長。他的著作《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頗受學術界好評，繼2001年在大陸首次出版後，今年1月又由三輝圖書推出修訂版。
歷史學家羅志田評價這本書是：“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研究的典範之作”，“既能關照今日西方學界思考的重大問題，又體現出作者對晚清學術傳統內在理路的深刻把握”，“是一本難得的好書”。
而王汎森的好友、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葛兆光在系列演講的開場中就說，在他認識的很多史學家裡面，“先生文章好，義理高，考據精深。”葛兆光還尤為特別地提到一點，“王汎森總能注意到歷史邊緣的幽微之處”。
在上海的講演期間，王汎森接受了南都周刊的專訪。
我不滿的是人文學者太崇洋
南都周刊：在今年再版的《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一書中，你將近代思想的變局提早到了1840年鴉片戰爭以前，並且依此認為西方文明對中華文明的衝擊力量是被誇大了的。這一論斷是否適用於今天？
王汎森：我想寫一本書來重新討論1800年以後到1850年的這一段歷史。西方漢學界的領導者費正清先生曾提出過“衝擊回應說”，認為中國這個老帝國太久沒動，要有西方的衝擊才會有所改變。但很快就有人糾正說，1840年之前，中國實際上就有了明顯的思想變動，“衝擊回應說”不完全能站得住腳。我們要辯證地看待今天的西方思想，文明的歷程是一場接力賽，在台灣，現在大家普遍認為要吸收西方文化，保持東方精髓，然後才能形成兩個境域的融合。
南都周刊：你認為目前存在單向引進的問題？
王汎森：學術跟文化的資源要盡量多元，只有多元，才能使人保有警醒和創造性。但我不滿意的一點是，如今的人文學者過度被西方理論所桎梏。我非常贊成深入地向西方學習，這就像寫毛筆字的人一定要深入臨各種帖，各種帖都有自己的特色，臨到一定境界，等於掌握了各種技巧與意境，方便自己用不太容易掌握的毛筆寫出自己的字來。但是現在的問題是有些學者跟西方理論跟得太緊，太崇洋，以至於他們把古代人當代化，把中國歷史歐洲化。
南都周刊：無論是在人文科學還是自然科學，全面引進歐美理論與方法都成為“時髦”乃至是“正宗”，你提出的“跟得太緊”的問題，這就涉及“怎樣來跟”。
王汎森：對於西方的思想學說要有創意地吸收，轉化成自己有生機的一部分，不能只是照抄、照搬。我覺得學術創造力的弱化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西方人常常在最原始的創意上勝出他人，而其他地區的學者往往只是跟隨西方學者的腳步在做“me too”的工作，有的是改正若干缺點，有的是加快速度，有的是增加精準度，有的是降低成本，但整體看來，都是“me too”的工作，都不是前驅性的。
南都周刊：史語所當年成立時，歐洲是研究中國歷史和語言的“漢學中心”，傅斯年設立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初衷，就是源於對此現狀的“不滿”和“不服氣”。今天這種情況發生了怎樣的改變？
王汎森：時代已經不一樣了，對今天漢學研究的現狀，我絲毫不悲觀，但是如果要做出具有重大意義及代表性的成果，大家還是要多努力。1949年之後，大陸經歷了“文革”，當時漢學研究的推進，主要是靠著台灣、海外華人和西方的漢學界來維繫，今天中國研究漢學的人非常多，也擺脫了許多不必要的桎梏，思想自由，成績可期。當然，以前不應為主義、教條桎梏；今天也不應為任何時髦的理論所桎梏。
南都周刊：作為海外漢學研究的重要一支，費正清對漢學研究的影響至深，你怎樣評價費正清？
王汎森：費正清教授是一位西方漢學界的組織家及指揮家，他非常能籌錢、擬計劃、落實計劃；他對中國近代史的學術整體眼光與規劃相當好，對於學術與社會的互動也掌握得很精準。從他編《劍橋中國史》的近代部分可以看出，一大部分的作者都是他訓練的，每一篇背後都是一本博士論文，井井有條，而且很有效率地完成。不像《劍橋中國史》其他時代的部分到目前還尚未全部完成。但是他個人的學術水平，我認為只算中等。
學者從政的作用非常正面
南都周刊：提到史語所，大陸學人都非常羨慕它經曆八十年風雨後依然保持持久的學術活力和學術生產，你曾擔任史語所所長達六年，你認為史語所的活力之源是什麼？
王汎森：我覺得主要在於研究所的風氣和傳統。一個學術單位，剛成立的前十年所建立的風格和傳統一定會影響到這個機構的未來。在制度方面，傅斯年創所時就提出了有名的“拔尖主義”；另一個比較少人注意的是“不拘一格用人才”。中研院發展到今天，一直堅守“拔尖主義”，但第二點如今沒辦法做到。現在用人的條規太多、程序太繁。傅斯年想要重用某位人才，即便他不符合學歷標準，照樣能夠破格錄用。現在要這樣做，就很難了，整個聘用制度太嚴格，我做了六年的史語所所長，最遺憾就是這點。
南都周刊：中研院對院士會有考核嗎？
王汎森：中研院院士是終身榮譽，所以並沒有考核，但是人們自己會考核自己。
南都周刊：政府會干涉史語所的人事嗎？台灣的黨爭風波對獨立的學術研究是否有影響？
王汎森：政府從不干涉史語所或中研院的人事，老實說也不知如何干涉起。中研院真是充分落實“學術獨立”這四個字。我是在“解嚴”之前進去的，從未覺得政治力有任何影響。如果有，只是每個人心中自己有的自我約束，與中研院無關。在“解嚴”前大概有一兩個人事案可能受到政治的影響，我不是當事人，只是風聞而已。“解嚴”之後，研究人員當然各自有不同的政治信念，但那是個人的事，誰也不能干涉。黨派不同，大抵是研究人員個人的事，基本上與機構或政府沒有任何關係。現在問題是，政府給你這麼多錢做學術，學術研究成果該如何回饋社會。
南都周刊：胡適等人曾經認為，中國改革之不成功，多由於過於講“實用”，尤其是過多地註重學術的“政治”意義所致。他們提出了“無用之用”的說法來解決。但錢穆反對這個觀點。
王汎森：實際上在該關心現實的時候，胡適、傅斯年都是積極的參與者。他們只是說不要在追求知識的時候跟這些現實之“用”扯得太緊。當然，錢穆先生和他們之間的區分還是有的。近代新派的學者認為，你不能在做研究時，隨時想著“用”的問題，這樣子學術不會進步。
南都周刊：對知識分子與政治的關係，你持有怎樣的觀點？
王汎森：我覺得胡適早年所說的“disinterested interest”，江勇振先生譯為“超越的興趣”，是知識分子與政治之間最合適的關係。回顧台灣過去幾十年民主與經濟的發展，“學者從政”所起的作用是相當正面的，因此如果有學者投入政治，我並不反對。
教科書很難脫離意識形態
南都周刊：政治不僅影響到了學術的研究，最為直接的體現就是在編寫教科書問題上。比如最近大陸熱播的《中國遠征軍》，這段歷史一直是不為人所知的，因為歷史教科書上根本沒有這一段。
王汎森：教科書不容易完全脫離意識形態。民國初年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兩邊教科書的競爭，就充分顯示兩種意識形態。商務反映的是晚期變法維新，中華書局反映的是革命心態，很快中華書局就崛起。北伐時代的教科書常常反映了孫中山、列寧等人的黨義。每個時代的教科書都會反映當時主流的意識形態。所以1949年之後的兩岸歷史教科書中略去太多以前人們認為是常識的東西，你所提到的“中國遠征軍”就是其中一個事例。我常常跟從事教育的朋友講，無數的老師是用教科書當做劇本在導演。教科書好不好，關係到每一代人的歷史記憶，所以教科書要盡量做到公允。
跟美國的歷史教科書相比，我們寫得太簡單，想要把很多東西容納在一個小框架。華人的教育是要把整盤菜給你，而不是給你食譜回去學做菜。
南都周刊：在台灣的歷史教材編寫中，歷史學家會多大程度地參與其中？又是怎麼處理當局的政治訴求？
王汎森：在台灣經歷過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教科書經過“國立編譯館”審編，當時意識形態的涉入比較嚴重。到了大概上世紀90年代，當時的“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領導教改，人們對統一編本不滿意，從此“教育部”只頒布一個課程大綱，具體怎麼寫由各撰寫團隊去發揮，官方只有審核權，但現在也有人懷念過去，想要回到統一編本。
歷史學家一般通過開會來解決這個問題。我參與過最後一次“國立編譯館”統編高中歷史教科書的會議，當時兩種不同政治意識形態的歷史學家為了決定課本內容，當場激戰。我開玩笑說，那一次的會議記錄將來肯定會成為很重要的史料。
南都周刊：教科書問題實際上也涉及歷史的普及，在大陸有《百家講壇》這樣的節目，收視率很高。中研院的學者除了通過開會呼籲來糾偏，你們是怎樣向普通讀者傳遞最淺顯易懂而又充滿趣味的歷史知識？
王汎森：在這方面台灣做得不太夠。胡適曾提出兩個簡單的詞彙來講學術發展：一個是“提高”，另一個是“普及”。我們在“提高”方面做了很多，但近年來在“普及”方面做得不夠。
南都周刊：在一次演講中，你提過今天的台灣知識分子在沒落的問題，學術社會是個烏托邦嗎？今天以學科化為特徵的學術界會可能產生怎樣的問題？
王汎森：我覺得“學術社會”並不是烏托邦。西方學術界的資源、力量之龐大是無與倫比的，透過教育、言論，學者直接或間接地成為社會的中心，成為一種穩定的力量。目前台灣的學術界高度專業化，專門人才真是多至不可勝計，這筆無形財富是驚人的，可是也有一種偏差，就是碰到大的社會問題時，較少有人出來給出一個比較值得信賴的全面性剖析。或者大家覺得老上媒體不對，或者是不想關心這些事情。當然全球化社會面臨的危機往往太過龐大、太過複雜，比以前難談得多。
南都周刊：作為一位歷史學者，你怎樣看待今日大陸的發展？
王汎森：我認為目前我們有幾個方面的問題要解決：法治問題、貧富懸殊、貪污腐化，還有官僚的組織太龐大了。現在關鍵之處在於如何使它成為一個民主法治的社會。韋伯講過，資本主義的列車一旦開動便不會停止。資本主義也有其潛藏的危機，比如一個庸俗化的世界裡，人們不再追求人文精神的意義，這是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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