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話王汎森：大學“太緊張”產不出獨創性學問 |
建設世界一流、追逐大學排名，這似乎是亞洲大學都無法免俗的一場遊戲。台灣高校過去20年來，邁出的教改步伐不小。相對於大陸院校，台灣地區一些高校的學術和科研已躋身亞洲領先水平。但成天圍著歐美高校設定的指揮棒轉，做出了符合世界級水準的學問卻無法解答本土社會亟需解決的問題，這些都構成了對台灣高等教育的困擾和挑戰。
台灣高校走過的路、積累的經驗,甚至在辦學進程中遭遇的曲折、遇到的問題，能給大陸高校哪些借鑒和啟示？最近，台灣“中央研究院”副院長、院士王汎森受華東師範大學之邀來滬講學，文匯報記者對他進行專訪。
——編者
盲目將學院升格大學會升出很多麻煩
文匯報：您一直關心高等教育的發展。台灣高校總體數量不少，但辦學質量怎樣？
王汎森：過去20多年來，台灣許多原來的工專、商專，或技術學院都升格為大學。記得我唸書時，台灣只有30多所大學，現在則有160所。這導致了一系列問題，首先，“少子化”令生源變少，學校招生出現困難；同時，台灣的教育資源也被稀釋。
在台灣，即使是私立大學也需憑學校的表現和人數，領取教育部一定的補助。過去，教育部用同樣的錢可以較為集中地進行資助。可當教育資源稀釋後，力道就有所不足。
胡適曾在1947年提出學術獨立十年計劃。按他的想法，一個政府應集中精力栽培10間大學，因為以其財力，只能扶持這麼多。現代高等教育是非常花錢的。19世紀以來的大學所花的錢當然也不少，但都沒有現在這麼多。
更為嚴重的是，台灣的工專、農專、商專等許多原來具有很強“實做”能力的學校，在升格為大學後，使用和普通大學一樣的評鑑標準，只講求做研究、寫論文。在這個過程中，它們“實做”的傳統喪失了，不管是畫建築圖、技術改進還是農業培養。這個問題最近又開始被注意到。
十餘年前，我曾擔任過一次全台灣科技大學評鑑的副總召集人，當時聽了一些意見，感到問題已經很嚴重，但不知為何沒引起注意。等到這兩年台灣經濟衰退，人們才開始慢慢再度關注這個問題：公司、工廠覺得招不到需要的人才，可是大學又發現培養的人才過剩。其中部分蹊蹺就在於缺少“實做”人才。人才是有分工的，大學培養了這麼多高等人才，可是招工方不需要沒有實做能力、只會寫論文的人。
其實，早期台灣企業裡在第一線工作、最好、最有拼勁的員工往往是那幾所有名的專科學校畢業的學生。而且，這些學生也在發展生產的第一線。那次評鑑的時候，一個與會的建築師說，現在從工專學校畢業的學生已經不會畫建築圖了，都要從頭教起。
一個地方的高等教育，必須既有研究高深學問，也有強調實做的。德國的高等教育就分工明晰，全世界經濟蕭條時，德國的經濟相對穩定，失業率也低。相反，亞洲國家卻把不同分工的高校全都變成一個模樣，最後高不成低不就，高深的學問研究不如別人，實做的也不如別人。
“過度緊張的地方”出不了高度原創性的學問
文匯報：您曾不止一次談到台灣高校過度競爭化的問題。很多人都認為，大學實行“優勝劣汰”，才能產出豐碩的科研成果，提升教育質量。台灣高校的情況如何？
王汎森：我一直在觀察台灣的整體學術表現，過去20年中，台灣高校學術質量進步很大。但在進步的同時，也出現了過度強調競爭而導致的問題。
激烈的競爭把整體學術水平推到了“高原”的狀態，可是真正豐沛的、原創的東西一時還出不來。適度的壓力是有助益的，但過度的緊張會壓垮人、出不了好學問。我們用這麼大的壓力，一直“逼”、一直“打”，終於打出了世界水準的東西，用英文在國際上和別人較量，但在世界級水準的研究上，卻看不到更具有突破性的成就，沒有獨創的東西。我們在進步的同時也被那些固定的標準綁住了。
大陸甚至整個亞洲地區的大學都在走同樣的路，都在追逐歐美國家給我們設定的標準。達到標準固然不錯，但下一步我們怎麼走？在我看來，是時候該追求有自己特色、有獨創性的、還要能呼應自己社會需求的學術研究了。
這個問題在台灣的另一個體現，是對大學世界排名的追逐。大學排名，真是一個很俗氣的標準。台灣大學掛出橫幅，要努力進“百大”，到那一刻我才知道，原來我的母校不是百大！台灣“中研院”前院長李遠哲，諾貝爾獎得主，他也是台大畢業的。每次看到這樣的布條，他說自己都覺得很不好意思，哪有一個學校把“百大”當作一條命在拼的。
把“世界百大”作為奮鬥目標，不能說高校沒有進步，確實，有一些大學裡的“朽木”被清除掉了。但我們同時要看到，有得就有失，大學也因此失去了它從前傳道授業解惑、甚至帶有一些悠閒思考的味道——大學變成了福特式管理的超級市場。
文匯報：您理想中的大學，應有怎樣的一種治學環境？
王汎森：大學應該慢慢恢復為一個精神至上、有些餘裕的地方。當然，餘裕不是懶惰。歐洲中古時期，人們覺得散在歐洲各地的大學是歐洲精神的堡壘，能多少享受有別於基督教教條的思考的自由。現在的大學卻變成了最緊張的地方，太硬了，而且越來越硬。
最近，台灣的高校在評鑑這件事上有重要轉變。評鑑本來的目的是提升研究和教學水準，但過去10年做得有點過火。係自評、校評、教育部評，每隔幾年要大動干戈一次，文書擺了一桌。去年院士會議的時候，幾位院士，包括林毓生先生和我，聯名提議要求修改評鑑標準。這一意見後來引起了教育部門的重視，台灣開始允許一定水準之上的大學自己辦評鑑，理想目標是發展學校自己的特色。因為各個學校所擅不同，有些是人文科學，有些是生物醫學，不能用一概標準來評鑑。
但是，當台灣高等教育正逐漸從原來的一體化標準中走出來時，卻發現最大的阻力是大學的領導階層。因為一些學校被束縛慣了，或是覺得自己定標準不足以服人，最好還是教育部制定統一標準。真是“演戲的人要散，看戲的人不散”。
推行文理學院和通識教育當是未來努力方向
文匯報：除了評鑑標準之外，台灣高校近期還有什麼值得注意的轉變？
王汎森：去年，我和幾位院士希望在台灣推行文理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但沒獲得什麼響應。
台灣現有的160所高校中，有一大半將來應當轉成文理學院。文理學院的特色是：就最基礎的學科做極為深入的培養，包括物理、化學、數學、英文等等，還有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和表達。另外，文理學院裡的老師都非常關注學生的學習，師生比例很小，彼此關係緊密。在文理學院，老師如果研究做得好，非常歡迎，但是教學是評鑑的重要標準。
在美國，文理學院做得很成功。斯坦福大學的一位教務長曾做過統計，發現美國科學院院士出自文理學院的比例遠遠超過其應有的。克林頓、老布什、奧巴馬都受過文理學院的教育。奧巴馬當年讀的是西方學院（Occidental College），2年制。這個學院的一位老師恰巧在台灣當客座，他告訴我，奧巴馬在西方學院最受益的課之一是西方政治哲學，羅傑·波希教授的“從十誡到上帝之死”。這類課的影響可以從奧巴馬的思維風格與言語表達上看出來。由於文理學院講究領導、溝通和演講的能力的培養，因此從這裡出去的學生擔任領導和主管的比例也相當高。
對於我們這個凡事講求實用的民族而言，會覺得文理學院的教育理念有一點“高大空”。西方好的大學的本科教育不那麼現實，這段教育的目的是為一個人的終生所用，而非只是眼前求識的準備。這包括人生理想的樹立，遇到挫折時的心靈慰藉、與人溝通的方法、自我學習的能力……這些東西是終生所需的。等一個社會認識到教育的真諦之後，才不會把大學當成一個就業訓練所。
我在普林斯頓大學唸書時，那裡有很多美國南部有錢人家的孩子，畢業後會回家繼承家族企業。但學生們選得最多的卻是歷史系，專業的企管、法律或財務，是到研究生階段再學。因為他們覺得，要做領導者，必須要先懂得人的世界，而歷史正可以擴充心量，一個人不可能做拿破崙，但是在讀他的事蹟的時候，整個人的經驗和心靈歷程就延展了。
文匯報：目前，很多國內高校都在試點開展通識教育。在台灣的大學裡，通識教育推行得如何？你如何看待通識教育？
王汎森：過去20年，台灣的大學開始陸續建立通識課程。可過去5年，又興起了一股激烈的檢討風氣，認為許多通識課程已經淪為垃圾學分，比如把珠寶鑑定、口腔保護等都列在其中。
通識教育課程必須經過仔細審視。一個人的通識包括哪些東西？一個大學生除了他本來的專業之外，還得有表達、溝通的能力，學好母語和至少一門外語。網絡的普遍使得原本的專業知識一查就有，這一點就已對教育產生了衝擊。但為什麼學習還是要緊的事情？因為學習並不只是獲得這些查得到的知識，而是習得把這些知識串起來、形成整體、宏觀認識的能力。通識的目標在我看來應該是培養在各個專業之間或之上的“通達之識”。
治學的年輕人最缺的是對遠景的想像
文匯報：回顧您的學術道路，您覺得您那一代學者和現在的台灣青年，在治學上有什麼差別？
王汎森：我那個年代的台灣青年，追求知識幾乎沒有分科的界限，所以我們基本上什麼書都讀。如果你不小心看到這一代人的書架，你會以為他們在讀八種學問。但是現在學習變得專業化，最多跨出去一兩格。
還有一點，我這一代的台灣讀書人還有很強的“道”的抱負，這個“道”的抱負現在大概會被認為有點迂腐、老派。
這個“道”不一定是儒家原來意義的“道”，而是有一個關懷的目標。台灣那一代的青年多少都有治國平天下的想法，這種期待會轉化為一種公共服務的精神。現在，這種公共服務的精神正在失落中。一半以上的年輕人已經不欣賞、不接受這樣的想法。年輕人受後現代等各種影響，對比較趨向中心的思考、宏大的敘述已經沒了興趣，並且還有一點冷嘲熱諷。這就是代際間的差別——老一代覺得要談時代走向，年輕一代卻覺得“你到底在說什麼啊？”
文匯報：您能給現在立志於學術的年輕人一些建議嗎？
王汎森：德國小提琴家穆特說，你要教一個人造船，最有效的辦法是告訴他船在大海上航行的美好，他就會自己想辦法去求得各種知識、技能，來建造一艘大船。對學問本身有一個遠景和想像，其重要性在許多具體方法和技巧之前。
至於我的學術“遠景”，則是余英時老師給我樹立的榜樣。余先生常講，民國以來很多學者寫過一兩本有名的學術著作之後就金盆洗手了。但我在余先生身上看到，做學問是長韌的追求。余先生現在83歲，每天還沉浸在知識的王國中。前不久台灣東華大學的一個學生說想要了解余先生對我的影響。我告訴他，老師對我的影響，前一個階段以學術為主，但到最近這些年，又增加了生命歷程的榜樣這一點。余先生做學問的精神讓我感受到一種價值和意義，也因此，一些來自政府或國內外大學工作上的催促，我都回絕了。
有一個學術楷模其實非常重要。而現在很多年輕人在追求學問的過程中，缺少的正是一些遠景和想像。
人物名片
●王汎森 1958年10月生，台灣雲林北港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現任台灣“中央研究院”副院長、“中研院”歷史語言所特聘研究員。主要從事中國明代中期至1950年代思想史、學術史及史學史研究，著有《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運動的興起》、《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晚明清初思想十論》、《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等。
觀點摘要
近幾十年來，人們發現不管是科學或人文，最有創新的部分是發生在學科交會的地方。為什麼會如此?因為我們現在的所有學科大部分都是在西方19世紀形成的，而中國再把它轉借過來。19世紀形成這些知識學科的劃分的時候，很多都帶有那個時代的思想與學術背景。像諾貝爾經濟獎，這20年來所頒的獎，如果在傳統的經濟學獎來看就是旁門左道，古典經濟學豈會有這些東西，甚至心理學家也得諾貝爾經濟獎，連納什這位數學家也得諾貝爾經濟獎，為什麼?因為他們都在學科的交界上，學科跟學科、平台跟平台的交界之處有所突破。在平臺本身、在學科原本最核心的地方已經search太多次了，不一定能有很大的創新，這也就是為什麼跨領域學習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天才總是成群地來
凡是一個學派最有活力、最具創造性時，一定是一群人不但做著“白首太玄經”的工作，同時不拘形式地圍繞著一兩個中心人物自由地交流、對話。龔自珍《釋風》篇中說，“風”是“萬狀而無狀，萬形而無形”，也可以用來說明一種學風的形成。“風”的形成不只是老師對學生縱向的講授，而是有“縱”有“橫”，有“傳習”而得，也有來自四面八方不期而遇的吉光片羽。那些不經意的一句話，對深陷局中、全力“參話頭”而充滿“疑情”的人而言，可能正是“四兩撥千斤”的一撥。（原標題《大學“太緊張”，產不出獨創性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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