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有學生捍衞香港的自由和自主】
文：李怡《蘋果日報》
//不久前，讀到94歲中國著名學者何兆武的訪問。他說他1956年到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任職，當時歷史所的組織關係是屬於中宣部的，歷史所領導人都到中宣部接受命令。中宣部是宣傳機構，不是研究機構。研究機構的結論是研究的結果；宣傳機構的結論是研究的前提。比如蘇聯是不是修正主義？作學術研究可以有不同的結論，是、還不算是、不是，都可以是研究結論；但宣傳機構屬下的研究，蘇聯是修正主義已是結論，研究就只能是蘇聯修正主義的特點，它為甚麼及如何成為修正主義。對美國是不是帝國主義的研究也一樣。
宣傳又因政治環境的變化而不同，比如文革時講「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學術研究就不能說可以「半途而廢」。但其後中共把文革定性為「一場浩劫」，研究就不能說「進行到底」啦。
文革後，歷史研究所儘管在組織關係上改掛在社會科學院，但在中共一黨專政下，一切學術研究也都是以黨的政治結論為前提，甚麼北大、清華的法律教授，講到香港普選就以國務院白皮書和人大8.31決定為前提，而不是以《基本法》的文本為依據。一黨專政之下，沒有學術，只有政治。
這就是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的關係。何兆武說，抗戰時期他在西南聯大上學的7年，是他一生最愉快的時刻。儘管戰時局勢動盪，面臨民族危亡，生活物質匱乏，但在學術自由的學習環境下，出了171位中國科學院院士，和兩位諾貝爾獎得主。在中共建政後，學術機構和大專院校，在黨領導下沒有了自主，也就沒有學術自由，65年來出過甚麼傑出人才？有過甚麼學術成果？
擔任港大校委近9年的文灼非說，校委會過去一直尊重物色委員會推薦，校委會對之前兩名新副校長任命並無經過討論，校長馬斐森獲聘，校委會都一如以往毋須投票決定就通過任命。任命陳文敏則兩次投票並以「等埋首副」拖延，這不是應有程序，而是對程序和機制的踐踏。
原因顯然與去年左報瘋狂攻擊陳文敏有關。文灼非和大多數支持程序正義的人士，都認為有關任命問題須跟程序，不能因接受捐款事件及與政治組織有聯繫而影響人選。顯而易見這是梁振英以政治因素破壞港大的自主傳統。當以政治作為校委會處理校政的前提，黨領導對學術自由有何影響，看大陸院校的面貌就知道了。//
全文刊載於8月1日《蘋果日報》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50801/19239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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