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篇說法： 十二年國教國語文課綱，其中高中國文的文言文比率是否調降

楊索

【天涼厚話】
近來有感，重又讀了王文興老師《書和影》《小說墨餘》中，〈重認《聊齋》───試讀「寒月芙蕖」〉〈《聊齋》中的戴奧尼西安小說───「狐夢」〉〈漫談言淺意深的文學〉〈蘇子瞻黃州赤壁三構合讀〉，頗有收穫。王老師以文字、想像力、體制之多三理由，認為《聊齋》勝過《紅樓夢》。紅迷肯定不同意他的觀點，但王老師以行動佈道，逐篇說了多回《聊齋》。

文字勝出這點，他說，《聊齋》寫的是文言文，而且是相當簡鍊明快的文言文。文言文說什麼勝過白話文───我們不談實用功能，只談文字的文學功能。「文言文，坦白的說，乃詩之語言，是白話文提煉而成，是白話文裡的精萃。」「文言文精省，精省的遠較冗長的難寫，法國哲學家巴斯柯（Pascal）說：「請原諒我沒有時間把這封信寫得短些，可供證明。」」

於我而言，習古文的層次很深，最基本的是文字基礎訓練。從口語、撰文表達到思考，都用得上。幾週前遇到外號阿楷的沈清楷，我問他，現在常看到講邏輯、哲學的文章，他們寫得如何？他坦言，對邏輯強，受過思考訓練的人，這些概念都很熟稔，「但是，表達概念時的文字是需要雕琢刻劃，才顯力道。」一轉一頓可幽微可雄奇，此言令我豁然開朗。

爭論尾聲？中的三樣本：蘋果日報9月7日



130位台灣作家 籲調降文言文比率
學界論戰 中研院士連署「別剝奪學生的文化繼承權」
2017年09月07日

【洪德諭、蔡永彬╱台北報導】教育部下周日（十日）將開課審會審查十二年國教國語文課綱，其中高中國文的文言文比率是否調降引發學界論戰。中研院士王德威等人發起連署「國語文是我們的屋宇：呼籲謹慎審議課綱」獲逾四萬四千人連署；持不同立場的《文學台灣》雜誌社也發起連署支持調降文言文比率，至昨晚有一百三十多位作家參與。教育部回應，尊重各界意見，由課審大會依專業審議。

「不符程序正義」

教改論壇、中華語文教育促進會昨開記者會呼應王德威等人發起的連署，要求勿讓政治凌駕教育，剝奪學生的文化繼承權。北一女中退休教師、中華語文教育促進協會理事長段心儀表示，課審會提案將文言文比率降至三成，會造成台灣高中生的國文程度將只有中國大陸的小學生程度。
段心儀批，課審會自行修改課綱，推薦十篇選文的小組未經課審會分組委員審核，不符程序正義。 

鍾肇政支持調降

持不同立場的《文學台灣》雜誌社也發起另一連署，支持調降文言文比率、強化台灣新文學教材，截至昨晚有一百三十多位台灣作家參與，包括鍾肇政、吳晟、陳芳明等。連署指出，提振學生語文閱讀興趣是本國語文教育改革的關鍵，對書寫與閱讀的提升更有助益。
參與連署的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林淇瀁（作家向陽）認為，就算文言文比率剩三成，也意味「沒有消滅文言文」，只要高中生出社會後中文能力足夠用於工作和閱讀即可。對此，教育部國教署長邱乾國回應，課綱審議回歸教育專業討論，教育部尊重各界提出意見，課審會依法定職權嚴謹審議。

蘋中信：我們在教怎樣的國文？（陳芳明）
2017年09月07日

高中國文教科書的爭論，現在演變成統獨之爭，甚至變成文言文與白話文的對峙。在台灣，任何議題的討論，最後都牽扯到政治立場。這是無可奈何的現實，也是我們躲不掉的歷史。因為教科書的編纂，都是完成於戒嚴時期。當時的任何一本教科書，都在配合國民黨的反共政策。從而，教育政策也都被壓服在威權體制的領導下。所有的教科書，都是政治產物。那種樣板式的選文，一直是我的夢魘。我喜歡文言文，但我不喜歡高中國文的教材。面對那麼龐大的古典，為什麼偏偏選擇那些課文？整個時代在進步，整個社會也在迅速改變，為什麼國文教科書始終停留在過去的時代？

十二年義務教育的目的，在於培養屬於這個時代、這個社會的公民。正如教育部訂定教科書的核心素養所說，十二年國教在於關照學習者可整合運用於生活情境，而且也強調脈絡式學習，也更強調多元價值的關懷。這些核心素養的提出，是在馬政府時代所訂定的。從國文教科書的選文，可以發現文言文的內容已經趕不上社會轉變的速度。21世紀以後，台灣經歷了3次政黨輪替。但是國文教科書的內容，卻仍然維持不變。文言文確實可以增進美學修養，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很大侷限。正如我在政大中文系上課時，常常提到中國文學史是一種漢人文學史，也是一種男性文學史，更是一種異性戀文學史。這種文學教養，已經無法符合民主開放的要求。

威權時期政治產物

綜觀整個中國文學史的演變，從來都是強調漢人作家的存在，也強調男性作家的主導地位，更強調男歡女愛的愛情故事。1997年之後，《民法》親屬編已經修訂，使女性的地位可以與男性平起平坐。20年後的2017年，台灣最高法院已經宣布現行《民法》「不允許同性婚姻」已與《憲法》第7條及第22條牴觸，構成違憲。這樣重大的變化，絕對不是過去的文學史解釋所能趕上，也絕對不是當前的國文教科書所能配合。當我們在討論高中國文教科書時，不要忘記還有中國文化教材的課程。而這些課程，不僅強調漢人中心論、男性中心論，也強調異性戀中心論。這種價值觀念，距離正在發展的公民社會，已經太過遙遠。
我在政大中文系國文教學碩士班開課，常常遇到高中老師的共同問題是，他們不知道怎麼教散文與現代詩。雖然是白話文，他們卻不知道如何切入。有太多老師往往直接跳過，或是要求學生自己去閱讀。這種現象正好說明台灣文言文教育之成功，也說明現代文學教育之失敗。如果要符合公民社會的核心素養，現代文學的補充可以說非常重要。只有在現代作家的思考裡，才會出現男女平權與婚姻平權的議題，也才會出現女性作家作品、同志作家作品、原住民作家的作品。
我們不能滿足於戒嚴時期所遺留下來的國文課綱，如果任何的教材變革被指控為太過政治，並不令人感到訝異。這是因為原來的國文教科書編撰，就是威權時期的政治產物。長期累積下來，許多人已經習慣那種教材的存在，而且成為他們生命中的鄉愁。然而公民社會的時代已經到來，許多議題都已經變成開放而多元，而增加現代文學或白話文文學教材，正好可以填補文言文的空缺，就像民主改革也必須要取代封閉的威權體制那樣。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文言文肩負著時代的薪傳（傅武光）

2017年09月07日

漢代出個司馬遷，漢代便光芒萬丈。三國雖亂，出個諸葛亮，三國便有丰采。晉朝有個陶淵明，晉朝便有歷史價值。唐代有李白杜甫，遂使乾坤滿含光輝。北宋有范仲淹、司馬光，南宋有朱熹，明朝有王陽明，清代有曹雪芹，都足以代表他們的時代，這叫做「名世」。民國以來足以名世的人物，在20世紀，當推開風氣之先的胡適和綜匯國學的大師錢穆。21世紀的我們這一代呢？放眼看去，還看不到。如果一直沒有，則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五代」，五代被視為黑暗時期，因為那時連一個像樣的人物都沒有，以致歐陽修作《五代史》，每篇評論都以「嗚呼」開頭。
如果9月10日教育部課審大會通過高中分組的建議，把高中文言文比率調降至3成，課綱訂定的選文下修至10篇，則後世對我們這一代也必然「嗚呼」連連。因為這樣的國文教育難以誘發種籽使之發芽；縱使發了芽，也養分不足，怎麼茁壯？

高中打造大師基礎

3成的比率，3年只約20篇，且訂定的10篇中，新選的6篇，只讓學生「取法乎中」而已。這樣的質與量，要陶冶成有人文素養的公民且不可得，何況是打造成大師的基礎呢？高中打造不了大師的基礎，怎期待將來大師的出現呢？哪有大師而不諳文言的呢？哪有讀不懂文言典籍而可以成為大師的呢？
我所說的大師，是司馬遷級的大師。他的條件，就是司馬遷所說的，能「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際是哲學，通古今之變是史學，成一家之言是文學。如此貫通文史哲學而一之，不通文言文，怎麼可能！我當然不是說高中階段就要培養成大師；而是說文言文要達適當的量，作品須要求上等的質，纔能適性揚才，誘發一切可能性。
我們非常需要司馬遷級的大師，他是時代之光，是時代的舵手，引領社會向上提升。我們這一代的大人們，怕是都成就不了了；但「後生可畏」，他們有無限的可能。我們不能因為自己不行而認為他們也不行，以致阻絕了他們的可能性。就如我們的父母，曾期望我們這一代登峰造極；但當我們自己到了「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時，就只好寄望下一代了。至盼學審會諸公，為下一代想，為千秋萬世想。 

師大國文系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