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復高考四十週年系列】在贏得的同時，我們失去了什麼
崔衛平2017-06-09 16:20
經濟觀察報崔衛平 /文
一
我堅信自己會上大學的，即使在插隊時也沒有懷疑過。1975年春天我去農村插隊，就是為了能夠上大學。當時的政策是，高中畢業必須插隊兩年之後，方有資格報考，於是我就下鄉“鍍金”去了。現在想起來，為什麼會有這個底氣？除了姐姐是工農兵學員，我覺得自己要步她的後塵之外，再有就是對於知識的確信。我很清楚地知道在這個世界有些地方，蘊藏著人類知識的寶庫，那裡堆積著奇妙的智慧，它不會被埋沒，也不會無人問津。在這之前，於某個恰當和幸運的時刻，我被激發起對於知識的興趣和熱愛。
有關高考的第一次“啟動”，並不是在1977年，而是更早，大約在1972年。我自己有一些記憶，但是始終沒有得到論證。在落筆寫作這篇文章之前，我向歷史學者雷頤先生請教如下：應該是1971年林彪事件之後，一些海外的科學家回國，發現國內年輕人的科學水平太低，表示憂慮。在見到周恩來時，他們提出這個問題，週因此而考慮在工農兵推薦的基礎之上，加試文化課的分量。有人建議，某些學科比如理論物理，應該不排除從應屆高中生當中選拔。這些在當時只是傳說，沒有付諸實踐。與此有關的那段時期有一個名稱，叫做“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至張鐵生1973年夏天交白捲而告終。
我是1972年春節之後上的高中，在江蘇大豐縣靠海邊的一所公社中學，作為下放乾部子女隨父母在農村。當時是從生產大隊“戴帽子初中”考上來的，這種初中班是在原本小學的基礎之上，臨時加辦的。碰巧我的初中老師都是66、67級回鄉知識青年，與城裡的老三屆同學一樣，他們本來也是準備上大學的，初生牛犢的他們將學校辦得嚴謹有序。當我以語文並列第一的成績考到公社高中，語文沈老師獎勵給我兩本“高考數學複習資料”，沈老師自己後來沒有參加高考。
現在回憶那兩本書的設計風格，印刷紙張，應該是60年代初期的。根據文革前的數學教材而配置的課外練習，分章節，內容排得密密麻麻，每本約有400頁左右。兩本性質差不多，我主要使用其中一本。我高一課堂上正在進行“對數”這一章的教學，我在復習資料中找到對應的這一章，那上面有許多練習題，我做得簡直走火入魔。此前沒有享受過這樣思維的樂趣，一本作業本很快被我寫完了。而且一邊寫，一邊還在想，今後不管我做什麼工作，從事什麼學科，大概終生離不開做數學題了，這會是我一輩子的精神享受。後來課堂上又學拋物線，我也狂寫關於拋物線這一章。這期間我給自己佈置了許多家庭作業，一有空就拼命寫。
敢保證，在這之前和這之後，我都沒有寫過家庭作業。我小時候渾渾噩噩，老師上課聽不懂，老師站在講台上是乾什麼的，我一點也不明白。實際上不僅是我不知道老師在幹什麼，老師也不知道我在幹什麼，連我本人也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貪玩兒。尤其是看見寫作文就頭疼，與大多數孩子一樣。後來上初中，逐漸開竅了，能夠將老師所說的，連成有意義的句子，也開始響應老師的要求，學習成績明顯提高，可以說學習的興趣被調動起來了。然而知識的興趣被調動起來，還是在上高中之後。我老師的兩本數學書給了我另外一個世界。
這期間還發生一件事情。我父親作為下放乾部，他在農村一度找到了釋放自己興趣的天空。他原來是機關的文字幹部，但始終是一個科學愛好者。這期間他沒事，撕下幾張我書包裡拋物線的作業本紙，設計了一張圖，經過反復修改後找到公社農具廠，自掏腰包花了100多塊錢打造了一個“大鍋”，他要研究太陽能。這“大鍋”是一個傘狀，傘柄部分比實際的傘柄要結實得多，將“傘”倒扣在地上，“傘柄”上能夠掛一個水壺。倒扣的“傘”裡有序擺放八九十塊長方形的玻璃鏡，太陽照在玻璃鏡上，玻璃鏡又反光集中照到水壺的底部，試圖燒開一壺水。因為玻璃鏡面是在不同坡度上，並不是一下就能夠將其反光集中到水壺底部，因此需要不停地調試，將它們再三擺放。在同一所高中上高二的哥哥，與我一起做爸爸的助手。連續幾個月我們每天在學校吃完午飯之後，就要走去公社農機廠幫父親調試那些玻璃鏡。我後來不管到什麼地方都會留心太陽灶，發現基本原理都是我老爸的那一套。
終於有一天，我忽然想起——應該讓課堂上的數學老師看看我一個人從事的秘密活動。我拿去寫了好幾本的數學題作業，老師翻都沒翻，就用他那江蘇大豐話甩了一句：“你作業可曾做好了？”儘管正處於自己的迷狂活動當中，我也能夠聽出這句話的弦外之音：如果你作業做好了，就沒有必要做這個了。這就是一個數學老師！他瘦瘦的，臉長長的，一副犬儒主義。我後來知道他當年也是才高八斗，文革前的老大學生，應該有過知識受挫的沉痛教訓，因此不惜無情摧毀一個女學生對於數學的自發興趣。
傳說恢復高考應該比這更晚一點，但是老師們已經各就各位了。印象最深的是化學老師，女性，胖胖的，從蘇南無錫下放來的。聽姐姐說，這位老師文革前便是江蘇特級教師。她始終笑容滿面，用濃濃的吳方言給我們解釋化學元素表。記得有一課她剛剛講完有溶於水的空氣，也有不能溶於水的空氣，然後提出問題，要完成什麼需要一個條件，表面上有點離題。我坐在課桌上搶答道：前提是要有不溶於水的空氣。老師感到很滿意。她表揚我的方式是去跟我姐姐（也在同一所高中）說，讓我好好學習。結果表明，我化學的確學得最好，不需要花什麼力氣，就能明白有關分子結構的那些事情。這件事情比學數學更神秘，此前我不知道父親最喜歡的其實也是化學。
終於燒開一壺水的當日，父親接到了回鹽城當科技組長的任命，我們小孩子也跟著回城。在等待全家搬回的日子裡，我曾短期住校。1973年春天，江蘇省鹽城中學有住校學生，他們在上晚自習，一般的書上沒有寫過這個。人們都以為那時候完全混亂，但其實任何時候都有一些縫隙。住校同學家在農村，來自鹽城北部幾個窮困縣，比如阜寧、濱海，他們應該也擁有對於知識的信心和信念，但是多了一條，覺得這是改變他們命運的方式。這種對待知識的實用主義態度，我有點不喜歡，覺得他們有點老氣橫秋，但後來我自己也加入了這個行列。
三年之後回到鹽城繼續上高中，比起我離開的時候，我的局面已經完全扭轉過來，各科成績都很好。有一回物理考試特別難，同年級10個班中有一半人數不及格，我居然得了滿分。物理這門學科對我來說是這樣，即使我做題都對了也不知道對在哪裡，不像數學和化學那麼在行。那時候已有佈置家庭作業，我一般都在課堂上或者課間的十分鐘內飛速完成。此前我有自己找題做的經驗，因此在數學老師一節課講到大半時，我就急急翻看課本後面尋找對應的作業，一口氣把它們做完。可惜老師有時候佈置寫的是1、3、5道題，有時候是2、4、6道題，這個我不是把握很準，經常有寫冤枉的時候。
按照我高中畢業的銳氣，如果當年有高中生直接考大學，我應該去學理科而不是文科。1973年除了“張鐵生事件”，這年稍晚些還有“黃帥事件”，兩件事情加起來，學校裡正在試圖恢復的教學秩序又遭到破壞。1974年7月份我高中畢業，最後一學期就沒學到什麼東西，批林批孔也是在這個時候，那些嚇人的口號、帽子再次出現在課堂裡。
二
插隊三年，從智力活動的眼光來看，整個就是浪費。
我不是說一個人不需要知道太陽從東邊升起來從西邊落下去，那是一種何等莊嚴、嚴正的景象；也不是說一個人不需要諦聽春天時農田裡萬物生長的聲音，同時也聽到自己身體內部生長的聲音；更不是說一個人不需要認得鋤頭、扁擔、鍬（大鍬、小鍬）、辨認地裡蠶豆與麥子、大麥與小麥、棉苗與雜草，以及了解人們生活的各種智慧、難處、善良和狡詐、勤勞與偷懶等等。我以前在城裡時，完全不知道這些，大街小巷只是我瘋玩、瘋跑的場所。
即使這樣，我還是要說，那三年插隊的生活十分無聊，尤其是我這樣已經跟隨父母在農村生活過的人來說。
純粹的體力勞動讓人的智力變得愚鈍，每天要下地，這是一個基本事實，花大量的時間，消耗自己的體力，每天精疲力竭地上床睡覺，這就是生活的主要部分。儘管也讀書，但只有少量的書，很少有時間讀書。一般下雨天生產隊裡開會，照樣拿工分，不用花力氣，但這種時候我就在家讀書，讀魯迅和其他一些借來的亂七八糟的書，記得有兩本線裝本的《唐詩三百首》 。如果我要替當年插隊知青畫一副漫畫，那就是身體碩大，而頭腦極小，像一個奇怪的其他星球的生物。很少需要用到頭腦，很少有機會感到自己還是一個有頭腦的人的存在。有人回憶當年在農村如何讀了大量的書，我覺得這其中有美化的成分，如果是這樣，那麼何必回城？至少，有限的讀書活動與整個人的生活不成比例，在人類豐富的知識寶藏面前，連門都沒有進。
對於智力的損害，同時也是對於外形的損害。我那時候人比較胖，看那時候的照片，包括剛剛進大學時的照片，蠢得像一頭豬。說實話，每次看到網上有人貼出當時年輕人的合影，在照相館裡照的前排坐幾個，後排站幾個那種，經常還有一排小字“廣闊天地、大有作為”或者“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之類，遠遠一瞥，我都會擔心那裡面有我本人。直到用手指放大一看，沒有自己，才感到放心。每一個那樣的女生都像我，我像每一個那樣的女生，兩條短辮、衣著雷同、面目呆傻。
儘管心底里抱著要上大學的信念，但是整個生活實際上是渾渾噩噩的，頭腦與身體都是渾渾噩噩的。已經進入了那種渾渾噩噩的狀態，光靠自己的力量很難拔出來。某種狀況很像我聽不懂老師上課的小時候，我這一輩子的生命就在這種明明滅滅的交替中度過，週期性地陷入渾渾噩噩，跌入遲鈍陷溺。後來人們都說，當年參加第一屆、第二屆高考的人們多麼了不起，參與高考的人數與錄取人數是一個怎樣神奇的比例，但是老天，那時候整個社會處於渾渾噩噩的狀態，像一個喝了多年的大酒終日不醒的人。
在這種情況下，報考理科是不可能了，荒廢了三年，數理化已經拿不起來了，只有報考文科。當時許多人有我這樣的經歷。不僅是學文科，而且是學文學，而不是學經濟學、法學和政治學。如果我沒有記錯，至少南京大學77級即我們那一屆，沒有經濟學專業（78級開始有），也沒有法學專業，有哲學專業而沒有政治學專業。這麼說來，人們對於人類自己生活的認識和展望，主要依靠文學，依靠“想像力”。文學在當時是最有號召力的學科，這是一件值得研究的事情。比如今天著名的法學學者賀衛方、詩人海子都是報考文學系未遂，被調配到法律系去的。
問題不僅在於作為個人無力選擇理科來作為職業志向，還在於缺乏科學思維和訓練，這對我們這一代人造成了深刻的影響。應該說，失去的東西是無法衡量的，某個不存在的維度對人們造成的損失，更多是不自知的。直到最近，我才開始思考這個問題。比起缺少科學知識更為嚴重的，是沒有將科學作為一種認識世界的立場，納入我們的“三觀”當中。
科學與一種嚴正的秩序有關，與外部世界有關。科學的對像是自然，而自然事物的存在，相比人類社會，至少比起我在其中成長的那個社會，具有很大的穩定性。一塊石頭的性質，或石頭中所包含礦物質的性質，不是輕易改變的，因而也是可以信任的，更是需要尊重和不可僭越的。在自然面前，人們不需要發明和創造什麼，而是去發現，去理解，去深入研究，找出和遵循那些規律性的東西，而不是把自己的意志填到自然中去。研究自然的途徑也具有巨大的方法論意義，即需要觀察、記載，建立在事實的基礎之上，而不是出於主觀臆想。在這個過程中，人的認識是不斷改進的，人需要不斷完善自己，而不是動不動聲稱已經走到真理的盡頭。
另一方面，人對於自身的認識，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對於自然的認識之上。人們與自身的關係，至少有一部分，也是與自然關係，因為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與自然一樣，我們人性中也有相對穩定的那部分——不僅要滿足衣食住行的需要，還要有關公平、正義、尊嚴的需要，做一個誠實的、表裡如一的人的需要，因此而自我認同並與他人認同。除非你把人類改造成另一個物種，給他植入另外一些密碼，讓他撒謊成性、與人為敵成性、以壓迫他人和接受他人壓迫為樂，但是這很難做到。如果承認人性如此，那麼就要建立符合人性的社會及其規則。與自然規律一樣，也有一些符合人類社會的普遍規律，來滿足人們基本安全和權利的需要。不能因為你處於地球上我們這個地區，就不屬於人類成員的組成部分，有著與其他人類成員相反的人類需求，從而偏離正常社會和正常國家。今天人們喜歡提到的“常識”，首先指的是共同性或普遍適用性，“反常”曾經是這個社會的常態。
如此看來，科學就遠非一種學科，而是人們在這個世界上基本的立足點，是建立人類努力方向的地平線，是構成世界觀的界樁。缺乏科學視野的人，不僅失去了半個世界，實際上失去了整個世界，失去了在這個世界上的基本立場和基本方法論。我們這些沒有進入過科學學習及工作的人，卻從另外許多地方，接觸了一大堆反科學、有時候也是反民主的東西，比如尼采。上世紀80年代曾經有過尼采熱，存在主義熱，都是強調“特殊性”而反對“普遍性”的，強調人的本性與自然本性完全隔離，結果走向與世隔絕那樣一個極端個人主義。表面上是反抗，但其實與這個失調、失常的社會，恰恰是平行和相匹配的。
很難說，今天我們的社會已經將科學作為起點，將尊重自然規律及社會規律作為起點。當年沒有具備的東西，如今仍然沒有建立得起來。當今的中小學應試教育，將數學變成學數學、化學變成學化學、物理變成學物理，年輕學童首先面對的，不是大自然的奧秘，而是通過考試以“自救”，這仍然是扭曲的。
文理科完全隔絕，對於理科學生也並非幸事。我的大學校長匡亞明先生於1978年倡導大學語文課，獲得支持在全國推廣，流傳至今。今天我要說，與需要“大學語文”課一樣，需要有一門課程叫做“大學科學”，其對象首先是大學文科生，也不排除大學理科生，除了介紹科學基本學科概況，也應包括科學新的進展，尤其幫助讓年輕人建立科學看待世界的立場，凡事要有界限。
三
1977年春天，宣布當年停止招考工農兵學員，這時候我插隊剛滿兩年。實事求是地說，如果還是老辦法，這一年我不一定能夠被推薦上大學。就我們大隊來說，人脈關係比我硬的或者“活動”能力比我強的，大有人在，我最先的估計太過樂觀。所幸統一考試了，試卷面前人人平等。這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情，因為不管是別人將我排擠掉，還是我將別人排擠掉，都會令人特別不舒服。躲過一場甚至接下來幾場惡性競爭，是我人生中有福星照耀。
面朝黃土的那種渾渾噩噩的精神狀態，在復習考試中完全體現出來。重新拿起課本，感覺十分生疏，彷彿是上輩子的事情了。原來會做的數學題，現在我認得它、它不認得我，化學和物理早已丟到爪哇國了。因為是第一年，誰也沒有經驗，我們都是邊複習、邊勞動，而沒有脫產複習。本來我打算最後停工20天，用10天復習物理，10天復習化學，臨考前不久才得知，文科考生這兩門不需要考。那時候覺得如果有10天自由支配的時間，是一個多大的數字啊，可以做多少事情，其實也是一廂情願的想像。
初試是所有的人一起上陣，就是報紙上登的那個天文數字。據說當年考試紙都來不及供應，調用的印刷《毛主席語錄》的紙張。記得在公社小學的初試教室裡，嚴重損壞、佈滿皺紋的課桌，寫一個字幾乎要在紙上戳出一個小洞，十分費勁。複試是在縣城教師進修學校，記得第一天進考場本人還鬧出一個笑話。在課桌上剛剛落座，馬上舉手報告：“老師，我的鋼筆丟了”，用的是那種“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口吻，較早我就熟練地掌握了這種反向憤世嫉俗的語調，彷彿那是別人的一個洋相而不是我的。
結果引起全班哄堂大笑，教室裡笑聲不停，有人甚至大笑起來，不排除有個別人鼓起掌來。馬上考試卷就要發下來，改變命運的重大時刻來臨，大家也不覺得緊張，這屬於玩世不恭。同一個教室的考生中，有不少來自附近上海農場的知青，他們年齡偏大，老於世故，一個個歷經滄桑、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樣子。記得監考老師也笑了，好在有人解圍。坐在我後面的一位男生站起來說，“老師，我可以將鋼筆借給他嗎？”原來是同一個中學、同屆不同班的男同學，他在班上也很出色，只是那會兒男女同學不說話，沒有打過招呼。接下來幾天，我用這位男生的鋼筆考完全程。結果是這位男生以全縣第一名的成績考上了北大，報的是中文系調配到法律系，我以全縣總分第二的成績上了南京大學中文系。然而，開個玩笑地說——假如丟鋼筆的事情發生在他身上，我借給他鋼筆，也許結果就倒過來了。
那時候我有點會寫文章了，準備了記敘文5篇、論述文5篇，整裝待命。但是我有一個堂弟，他幾乎不會寫作文，在考試之前，我將自己準備的兩篇作文給了他。作文題目《苦戰》下來時，在考場上我判斷他會採用我給他的某一篇，為避免雷同，我當場寫了另一篇。考試出來之後回到家裡，我姐姐讓我把考試時寫的作文再寫出來給她看，她看後拊掌大笑：“你別南大了，就鹽城師專萬老師那裡吧”。萬老師是我上中學時的語文老師，因教學有方，在當地很有名，後來成了當地政協委員。當年我的數學成績還可以，50多分，超出江蘇理科的數學分數線45分，比賀衛方老師同一年高考數學僅得4分強多了，比我們班數學得3分的同學更強。但是我們班從北京考來一個應屆畢業小女生，數學100分，跟我們坐在一起學習“郭魯茅巴”（郭沫若、魯迅、茅盾、巴金），太可惜了。畢業之後她出國學習計算機學得很好。
“高考改變命運”，現在的人們都喜歡這麼說，是的，當年的高考的確改變了成千上萬人的個人命運。但是，這些獲得重新書寫自己命運的人們，卻較少能夠改變知識在民族生活中的命運，幾乎沒有！今天的中國人視知識如糞土，或者說普遍反智，與當年簡直有一拼比。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這批後來成為這個國家方方面面中堅力量的人，是需要負責任的。為什麼是這樣？是否因為我們當年仍然根基不穩？至少，我們本人的行為彷彿並沒有釋放對於知識足夠的確信。
那樣一種對待高考的功利主義態度，表明很多人並不打算進入學術研究，只是換一口皇糧罷了，這個起點太低了。此前過於困苦的生活，遠不是像人們所說的那樣，能夠鍛煉人的意志品格，實際上很可能相反，消磨人的品格和意志。這表現在一朝解除了肩頭上過重的負擔，人們就不願意在那上面再放上一根稻草，人性如此，除非個別真正傑出的人才。我們當時班上有一個名言，叫做“三十發奮不算遲”，是一位年過三十的老大哥寫的一篇作文的題目，但後來的事實表明，不需要年過30歲，進校時年過25歲的人，基本上缺乏學術興趣或思想興趣，他們在精神方面的發展大體停滯了。即使年輕一些的，也表現得惰性很強，包括我本人。如今我們當中的大多數人已經退休，就精神狀態而言，與其他人沒有什麼兩樣。
後來發現，坐在高考教室裡滿不在乎的狀態，僅僅是一個表象，更像是苦中作樂。而現實從來是嚴峻的。進大學之後幾年，我都在做同一個惡夢，夢見自己還在農村，“還沒有上來，還在鄉下”，夢裡的我叫苦不迭。後來我將這個夢告訴其他人，不止一個人對我說，“哎呀，我也會做這個夢”。套用那部德國電影的名字，這便是“恐懼吞噬靈魂。”
我們的勇氣，就是這樣一點點丟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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