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穎一《大學的改革》(王則柯書評)

版主hc：我還沒讀過錢穎一《大學的改革》，不過這種總體人才的統計學用語容易出誤解；王則柯的統計學不及格


教育是事業也是使命——讀錢穎一《大學的改革》
王則柯：錢穎一《大學的改革》一書有點像關於中國大學改革的百科全書，是一本“思辨—理念—行動”的實錄。

更新於2017年3月27日06:39 中山大學教授王則柯 為FT中文網撰稿


【編者按】本文是中山大學教授王則柯為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錢穎一《大學的改革》一書作的書評。

進入2017年的頭一件喜事，是獲贈錢穎一教授的大作《大學的改革》。拜讀月餘，非常感佩。

《大學的改革》分為“第一卷·學校篇”和“第二卷·學院篇”，2016年9月在北京中信出版社出版，是錢教授“過去10年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擔任院長和過去15年在中國教育領域不懈耕耘的實錄”。這是一本“基於理念而行動的書”（1-3，指該書第一卷第3頁或者第一卷第3頁開始。餘同）。

我是在1991年的一月，按照吳敬璉老師一個月以前的建議，專程到美國斯坦福大學拜識錢穎一教授的。自那時以來，時間已經過去了26年。在這漫長的歲月裡，錢穎一教授一直給我很大的啟示和幫助。在他忙於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的最近十年，我們見面的次數少了，但是他的著述，可以說是在更高的層面，繼續給我許多啟迪。除了開頭很短時間計算機科學係也在其內以外，我所在的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的主要功能，就是經濟學教育，後來還增加了管理學教育。“致力於經濟學教育現代化”，是嶺南學院在中山大學成立以來超過四分之一世紀時間裡我給自己的定位。所以，錢穎一教授早年的《經濟學科在美國》（1-260）、《經濟學家市場在美國》（1-272）和《現代經濟學在美國》（1-316）等系列文章，都是我追讀的對象。及至近年以《中國教育問題中的“均值”與“方差”》（1-27）為代表的論述出現，錢教授對中國經濟學教育問題和更加一般的中國高等教育的問題和中國整個教育的問題，提出了更加犀利更加深刻的剖析，其獨到視覺，讓我們許多人拍案叫絕。這是運用統計學概念闡明中國教育問題的力作。

人品與能力，均值與方差

教育
錢穎一：大學的改革錢穎一：中國大學在全球排名中的位置加速上升，但是，大學如果沒有培育好學生，那就很難稱作為大學了。

在《中國教育問題的四個維度》（1-31），錢教授提出，教育產出有兩個維度，一個是“人”，另一個是“才”。錢教授指出，在“才”這個維度上，中國教育產出的“均值”高，“方差”小；在育“人”方面，卻是“均值”低，“方差”大。限於靜態理解的話，均值說的是整體的平均水平，均值高就是說平均水平高，方差說的是眾多個體對均值的偏離情況，方差小就是說個體偏離平均值的散佈面不大，包括差的也不會太差，高的也高不到哪裡去。這種情況，是我們的教育文化長期以來是一種“考試文化”的結果，極端的說法，是把人“培養”成考試機器，並且以考試成績作為衡量育才效果的標杆，從而經過從小學到大學多年來的“培養”，學生考下來的結果相對來說都差不多。

要命的是高的也高不到哪裡去，說的是缺乏出類拔萃的人才。我們均值高，比方說50，但是方差小比方說只有20，那麼最拔尖的也只有50+20=70。人家均值低，比方說40，可是方差大，達到60，那麼人家出類拔萃的在40+60=100的高位。這種情況，不僅影響我們在世界經濟“創新競爭”中的表現，“更決定我們中華民族在人類文明中的地位”（引號文字，除用於個別名詞或者詞組表示強調以外，原則上都出自錢著。​​餘同）。

在這裡，我還願意指出，育才方面個體對於均值的高端偏離和低端偏離，二者對於整個社會的影響力，大小是很不一樣的，表現出一種明顯的“非對稱性”。那就是，幾個、幾十個個體的很高端偏離，例如喬布斯、愛迪生、牛頓和亞當·斯密，對整個社會的進步貢獻很大；相反，幾百、幾千個個體的很低端偏離，例如不會做加減法，對整個社會的負面影響，卻可以控制得微乎其微。改革開放以來，一直聽到國人對於歐美不少人不會做加減法津津樂道，並且以此斷言他們的普通教育比不上我們。其部分原因，也是我們的這些同胞，不明白這個好壞影響“非對稱性”的機理。

相反，在育“人”方面，我們的出品“均值”比較低“方差”卻很大。那當然是很不好的局面，特別是因為個體人品的大幅度低端偏離，對社會的破壞性很大。對此，讀者容易想像，毋庸我們贅言。這裡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一般議論的時候，大家都會說育人比育才更加重要，但是通觀我們的教育，迄今基本上奉行的，卻是前面提到過的考試文化。正是由於實際上一直只強調育才，錢理群教授批評我們的一些精英大學正在培養一些“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在錢穎一教授看來，所謂“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是那些“學過許多知識，善於利用制度的缺陷和傳統的弊端，同時又沒有人格底線的利己主義者”（1-43， 2-164），他們“往往為了達到個人目的不擇手段”（2-164）。

通識教育與個性發展

要改變這種非常偏重“育才”從而“育人”實際上幾乎只是作為調料的局面，沒有通盤的考慮和配套的改革，是無論如何做不好的。錢穎一相信（1-3），辦學必須要有長遠眼光、世界眼光和現代眼光。長遠眼光就是要考慮學生的一生，世界眼光就是要汲取全人類文明的智慧，現代眼光主要體現在現代教育理念和現代大學制度，把教育現代化置於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大趨勢之中，並以教育現代化推動人類社會進步。

這是切中時弊的。很長時間以來，報考學校不是從興趣出發，而是首先考慮畢業時的就業前景，這真是我們高等教育的悲哀。如果即時就業至上，那麼辦職校和培訓班好了，還要大學乾什麼。

長遠眼光非常要緊。錢穎一對清華經管的學生說，“多少年後，當你們回首在清華的歲月時，可能會感受到，讓你們受益最大的，並不是哪門課程的具體內容，而是在清華受到熏陶的理念和思路，培養出的好奇心和想像力，結識的同學和師長”（2-37）。

體現把育人放在第一位，錢穎一認為，“主要研究型大學本科教育的目標應該是：培養每一位學生成為有良好素養的現代文明人，同時創造一種環境使得傑出人才能夠脫穎而出。”（1-135）。為此，他在清華經管學院“推動在本科一二年級以通識教育為主，汲取中國與世界文明的精華和全人類文明的核心”（1-34）。這就要明確，通識教育既不是專業教育的補充，也不是專業教育的基礎，通識教育“本身就是價值”，因為它提高人的素養，提升人的文明程度，是實現“人的現代化”的必要條件（1-34）。所謂“心有詩書氣自華”，或可略略比喻這個關係。

新生進入大學後需要改變以往主要靠背書和做題的學習方式，“大學的通識教育可以幫助完成這一轉變。大學的通識教育與中學教育的重大不同不在於知識的深度和廣度，而在於通識教育是一個忘記（to unlearn）、迷惑（to disorient）和再定位（to reorient）的過程（1-138）。按照這樣的理念，清華經管為一二年級的學生開設《中國文明》 、《西方文明》、《批判性思維與道德推理》、《藝術與審美》、《基礎社會科學》、《中國與世界》、《物質科學》、《生命科學》（1-231）等課程，供學生選修。

關於培養現代文明人和創造環境使得傑出人才能夠脫穎而出，我覺得錢教授談到的他們的本科畢業生馬原，已經可以作為一個生動的例子。馬原從小喜歡畫畫，中學時對課堂上的東西沒有太大興趣，但是熱衷於手機應用設計。大三在荷蘭交換學習，四個月的時間裡背包走遍了歐洲24個國家。在清華的四年，她最感激的，是她的學院同窗。作為同學們推選的畢業生代表，她在致辭中說：可愛的經管，可愛的同窗，以及那些可愛的回憶，是我們“夜空中最亮的星星”。錢穎一問她畢業後去哪裡，她說去哥倫比亞大學讀統計碩士。錢問為什麼？她說，哥大有許多計算機專業畢業生，可能找不到工作，我去僱他們來創業（1-407）。這樣的學生，能不讓老師感到欣慰？

亮點多多，方便讀者

閱讀《大學的改革》，可以說亮點撲面而來。首先，在錢穎一教授的這個文集當中，關於許多大師級學者的主要貢獻，都有非常扼要並且相當精準的介紹，甚至是只有一兩句話的精準介紹。比方說在《現代經濟學在美國》（1-316）靠後的地方，兩句話就概括了納什最主要的經濟學貢獻。在《理解經濟學原理》（1-347），錢穎一教授夾敘夾議，非常扼要地談到哈耶克和熊彼特的思想。這些都是人類文明史和經濟學思想史的重要素材。

另外，關於“無用”知識的有用性（1-21），關於“學好”與“好學”的關係（1-39），關於好奇心、想像力和批判性思維（1-37，1-215 ），關於錯誤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卻可以扼殺或毀滅原始的創造性（1-23），關於人才永遠都有、問題是給不給他以自由發展的條件（1-86），關於以人文為基礎的人格是做人的準則（1-43），都有精闢的論述。至於“實用學科講有用、基礎學科講有趣”的見解（1-127），“知識的價值可以是內在的，無須體現在它的工具價值上”（2-150）的思辨，更是發人深省。

具體到大學改革，錢穎一指出，高校都是“國有”的，改革比國有企業更難，重點大學的改革難上加難……大學改革比國有企業改革至少落後15年（1-63） 。他還杜鵑啼血般呼籲，大學教師應該享有最大的思想自由（1-86，145）。

我個人還特別看重錢穎一教授關於“經濟學是一門科學”（1-286）的說法。他鮮明地指出，“不少經濟規律，特別是基本原理，是普遍適用於所有經濟體的”（2-392）。這與國內一些知名經濟學家一直渲染國外學來的經濟學在中國不適用、渲染沒有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經濟學理論，適成對照。實際上，錢穎一還直截了當表示，“西方經濟學”這一名稱本身就不是一個科學的概念（1-123）。

為了首先從理念上釐清思路，錢穎一教授花了很大力氣，回顧了世界大學的發展歷史和理念進化（1-176）。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學，是意大利的博洛尼亞大學，英語國家中最古老的大學，是英國的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世界上第一所研究型大學，是德國的洪堡大學，然後美國怎麼學習歐洲，即本科教育學習英國的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研究生教育則學習德國的洪堡大學，再然後美國怎麼發展成為全世界高等教育最發達的國家，不僅高校數量巨大，而且在位於世界前列的大學中美國大學佔了絕大多數。他還特別強調，這種實力優勢，超過美國所有其他行業的世界地位。

錢穎一指出（1-227），我們對美國大學的認識有一個重大誤區，就是只認可它的研究。但是，如果看它對一個人的整體培養，包括知識、能力、價值等各個方面，美國的本科教育“無疑更勝一籌”。

因為亮點多多，《大學的改革》看上去有點像一本關於中國大學改革的百科全書。在寫作該書的時候，錢穎一還對於許多重要引語，都認真地附註原文，這就為讀者跟著做進一步的深入思考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大學的改革》引用最多的，可能是對教育問題也談得很多的愛因斯坦。按照我的印象，錢著幾乎每次引用愛因斯坦，都附錄原文。例如在《對本科教育的三條建議》中，錢穎一寫道：愛因斯坦說過一句非常有名的話：“大學本科教育的價值，不在於了解多少事實，而是訓練大腦去思考。”當頁腳註馬上提供：英文原文為：“The value of a college education is not the learning of many facts but the training of the mind to think.”這是一種真正“讀者友好”的著述方式。

《大學的改革》是一本“思辨—理念—行動”的實錄。應該說，錢穎一教授所做的，有少數在別的一些地方也做過。例如在上個世紀末，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的實驗班，就開設過中國文化、外國文化以及哲學、歷史等體現通識教育的課程。但是比起清華經管，普遍都差得很遠，而且許多都未能堅持下去。之所以成效不大，固然是因為沒有通盤的考慮和配套的改革，很大程度上也因為沒有錢穎一教授那樣的事業心。

目力所及，我覺得錢穎一教授是從海外回國擔任學院負責人辦學最投入的學者。從經濟學者轉換為教育管理者和教育改革者，是他的“人生選擇”。他說：“這些年來，我在清華經管學院沒有帶過一個博士生，沒有申請過一筆科研經費，也沒有主持過一個自己的研究中心、研究院或研究所。”“因為在我看來，做一流的院長和做一流的學者一樣，都需要全身心的投入。”（1-1）

我非常欽佩錢穎一教授的投入，非常欽佩清華經管已經取得的成功，以及展現給我們的前景。如果高度概括的話，錢穎一教授的辦學理念，是“大學為學生”。他的理想，是要把大學辦成“培育學生自由生長的'土壤'”（1-34），辦成“傑出人才賴以生長的'土壤'”（1-145）。回想20多年前在廣州東山與朋友一起吃飯，我們都非常欣賞培育“土壤”的說法。現在看到清華經管的長足進步和理念昇華，實在非常高興。

《大學的改革》篇幅很大，看起來有點嚇人。不過哪怕你沒有大塊時間把它一口氣讀完，它也一定可以讓你感受“開卷有益”。事實上作為一個文集，它是由許多單篇組成的，每次看一篇，總沒有問題吧。我甚至覺得，只要你關心中國的高等教育，哪怕隨便從我這個書評提到的某個你感興趣的亮點入手，你也會被吸引著繼續看下去。《大學的改革》有這樣的力量。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