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美國《科學》主編 (董潔林)

2014/06/18 10:13:48

美國《科學》主編給中國科研者的建議

董潔林

近

幾年，中國大幅度增加了科研投入，希望能夠為人類的科學探索作出與中國的經濟實力相匹配的成就。然而，盡管中國的科研論文數量已躍居全球第二，僅次於美國，但對中國科研論文質量的質疑也甚囂塵上，因此在國際頂級學術期刊發表論文成為很多中國科研人員和科研管理者努力的目標，高校和科研單位不惜重金獎勵在頂級刊物發論文的作者，而科研工作者群體也時常傳出論文造假的醜聞。

從另一方面來說，由於全世界學者發論文需求強勁而國際頂級學術期刊成為極度短缺的奢侈品，因此受到了科研工作者的尖銳批評。基於與一些研究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同事們在這方面的討論，最近我書面訪談了世界頂級學術期刊美國《科學》雜志主編Marcia McNutt博士。McNutt博士很坦誠地回答了學者群體對頂級學術刊物的批評，闡述了她對科研界一些流行的不良行為的看法，並給中國科研者提出了誠懇的建議。下面是對話的完整內容：

董潔林：現在是互聯網時代，學術出版業也被新技術和人們的新生活方式所影響，因此開放獲取變得越來越流行了。作為一家超過130年歷史的學術期刊，《科學》如何面對這種挑戰呢？

McNutt：《科學》認識到優秀論文的數量已經增長了，由於一直受到我們每年預計印刷頁數的局限,我們發表這些傑出研究成果的能力沒有跟上來。因此，最近我們推出了一個嶄新的網上數字版期刊──《科學進步》（Science Advances），這個平台讓我們可以發表更多傑出的研究成果，唯一的要求就是投遞的文章必須是高質量的。另外，《科學進步》 會接受來自更廣泛的學術領域的文章，例如工程、技術以及那些與自然科學有密切聯系和對自然科學有影響的社會科學等。為了服務更多的讀者，這個新期刊採用開放獲取方式發行。

董潔林：在2013年12月，諾貝爾獎獲得者Randy Schekman教授發表了一篇題為“《自然》、《細胞》、《科學》等期刊正在如何損害科學”的文章。該文對這些頂級期刊的主要批評為：其一，“這些期刊精心策劃他們的品牌以達到更多銷售刊物的目的，而不是為了推動最重要的科學研究”；其二，“這些排他性的期刊為自己裝飾了一個名為“影響因子”的噱頭……這些奢侈期刊的編輯深諳此道，因此他們喜歡接受那些內容性感、結論有爭議能夠興風作浪的論文。這種做法影響了科學家的研究選題，推動一些時髦領域形成科研泡沫，而其他一些重要的工作則被耽誤了……” 你們對此如何回應？

McNutt：我們接受論文的政策不受“影響因子”左右，我們編輯部的使命是為讀者提供科學領域裡的那些有趣的、具有開創性的、激發思考的和重要的研究。我們的編輯們敬業地組織嚴密而又專業的同行評議過程，然後從中選擇最後發表在期刊上的論文。不像其他期刊，《科學》僅發表很小一部分論文，因此我們必須很有選擇性。我們認為繁忙的科學家時間很寶貴，他們閱讀科學雜志是因為知道我們很小心地從很多研究領域選擇了很少部分論文發表，而這些研究有可能改變未來科學的軌跡，因此值得他們花時間來閱讀。

《科學》曾多次公開指責“期刊影響因子”作為衡量文章質量這種做法。我們的前任主編Bruce Alberts簽署了“科研評估舊金山宣言”（The San Francisco Declaration on Research Assessment (DORA)），該宣言的目標是停止使用“期刊影響因子”來判斷科學家的工作。另外，Bruce Alberts先生還寫過一篇題為“影響因子的扭曲”的文章），他在文中特別提到了影響因子的誤用，他說：“期刊影響因子的誤用很有破壞性，玩指標遊戲會導致一些期刊不去發表一些重要但少被引用的論文。DORA提出的辦法對於保障科研健康至關重要。”

董潔林：目前，很多國家的學術機構對科研工作者在像《科學》這樣的頂級學術期刊發表論文有很多鼓勵政策，例如獲取更多研究經費，得到雇傭和升職機會，甚至還有現金獎勵。然而這種系統性做法也廣受批評。那麼，你怎麼看這個問題？

McNutt：《科學》完全反對用簡單的代理參數例如論文發表期刊的“影響因子”來替代對一篇論文的實際影響力的適當評審，或者替代對一位研究者完整的貢獻對科學和社會綜合影響力的評審。一些影響因子不高的期刊也可能發表非常重要的論文，反過來也是如此。

董潔林：我注意到《科學》發表越來越多的跨學科和多學科論文，這種文章要求審閱者了解多個學科的前沿工作，從而判斷該文章的新穎性和重要性。你們對此是怎麼做的？

McNutt：論文的確變得越來越跨學科了，融合了大量的材料，時常有很多作者參與一篇論文。與此同時，我們的教育也變得越來越多學科交叉，這代學生（還包括審稿人）能夠更好地面對我們發表的那些復雜的內容。當然，即使是那些知識最為全面的審稿人也難免對一些重要的東西看走眼，論文評審過程中要求大量的補充數據和材料可能讓事情變得更糟糕。對此，我們應該有更高的警覺，我們花很多時間來討論研究結果的可重復性。在這個問題顯著的領域，相應社區開發了一些準則可以幫助評審者去更好地評價研究成果的可靠性。我們也不斷地評估我們的同行評議過程來及時面對新的挑戰。為了增加透明度，我們最近加了一個交叉評審的步驟，在論文最後發表的決定之前，評審們可以閱讀和評論彼此的評審意見。還有，我們編輯部的評審委員會最近增加了一組統計學家，他們的任務是把那些在數據和統計分析上不夠嚴謹的論文標注出來。

董潔林：《科學》有一個新聞欄目，你們認為什麼故事對《科學》具有新聞價值？

McNutt：對《科學》有價值的新聞是那些當前影響科技政策的重要事件、驚人的科學發現、那些值得關注的科學家、科學基金、重大的科研設施、有影響力的報告，和其他影響科研行為、並且讓科學家感興趣和對他們有影響的重要進展。

董潔林：我注意到《科學》發表一些屬於社會科學的論文，例如最近的那篇“大米理論”。你們對什麼樣的社會科學感興趣呢？

McNutt：《科學》會發表那些用嚴謹的定量科學方法來研究社會問題的文章，例如心理學和經濟學。

董潔林：你知道總有一小部分研究者會無視科學界的道德規范，即使像《科學》這樣的頂級期刊也不會幸免這種行為。你們是如何預防像數據作假和剽竊等情況的發生？萬一出現了這些問題，你們又如何處理？

McNutt：《科學》一年會收到約13，000份投稿進行評估，約7%也就是900多篇投稿在同行評議之後會被發表。在這些發表的文章中，只有很少部分（一年3-5篇）論文後來會被撤銷。《科學》對這些事件的處理非常嚴肅，力求盡快修改相應文獻。但是，一般來說，對於相關研究者的調查和處理由他們的雇傭機構進行。因此，《科學》在作出論文撤銷處理之前，會等待相關機構的調查結論看是否真有不良行為。

《科學》在科研道德方面一直保持很高標準，並且增加了新步驟來增加透明度，例如要求數據公開。盡管如此，為了保証讀者看到的發表論文數據的有效性，期刊能做的也就是這麼多了。最終責任人還是作者自己，他們需要完全公開他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發現，以及充分討論可能讓他們的研究結果出現錯誤的隱患。

董潔林：《科學》在中國是一份很受尊重的雜志。從來自中國的稿件，你看見什麼趨勢？對於那些希望在《科學》發表論文的中國學者，你有什麼建議？

McNutt：過去幾年，《科學》收到的來自中國的稿件增加了，我們發表的中國稿件增加得更快。也就是說，我們收到的來自中國作者的稿件質量在改善，因此相應的論文接受率在增加。目前中國稿件的接受率與國際稿件接受率基本在同一水平。我能給中國科學家的最好建議是希望他們在向《科學》投稿前，要大量閱讀《科學》上的文章。我也注意到有些來自中國的論文不是帶著客觀冷靜的風格來寫的，這些作者似乎在推銷其研究結果而不是作為一個獨立的研究者去探索科學真理。評審者看到這種情形會對作者的目標生疑，因為他們會認為研究者沒有採取開放的思維方式來從事研究，去客觀地面對任何可能的研究結果。

對於中國科學進展這個話題，我2014年1月有機會與李克強總理在北京會面討論了目前科學發展的狀況。從這個會面中，我感受到了中國將科學發展看作是其未來繁榮的關鍵元素。


Marcia McNutt博士給中國科研工作者的建議讓人深思。科學研究和做產品很不一樣，做產品的人可以懷著偏心和圖利的態度去竭力推銷，而做科學則必須用客觀、理性和開放的態度探索科學真理，並將這個過程的細節公之於眾。發現真理本身，而不是其他，是對科研人員最大的獎勵。然而，她的簡單建議對一個浮躁的、系統性地以功利作為激勵手段的社會來說，是個容易的小調整，還是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本文作者董潔林博士是蘇州大學商學院特聘教授，蘇州大學企業創新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中國科學技術政策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她於1988年在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完成博士學位。文中所述僅代表她的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