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灼見專訪】
2014年11月19日
李歐梵：一流大學從不緊張排名
本社編輯部
李歐梵教授熱心教學多年，觀乎本港大學辦學方式，與他心目中的理念始終背道而馳。
對於本港的高等教育，乃至全球大學文化，李歐梵教授最懷念1970年的香港中文大學。那年他剛回港，初到中大任教，馬上就感受到一派濃厚的人文氣氛，大為感動，打從心底裏喜歡這個地方，並認定這就是他心目的理想大學。
可惜事過境遷，李教授數十年後重返舊地，卻驚覺物是人非，不論是中大，還是其他院校的辦學模式，都令他大失所望。他於是屢次提出建議，可惜始終未獲大力支持。
教育就是給予 理應不問收穫
李教授的教育理論，與美國大學的辦學方式十分相似，他以兩地大學作比較，指出兩者單是看待資源的觀點便已是南轅北轍。「我在美國教書的時候，當地院校給了我充足的自由。舉個例子，他們發研究費時，從來不過問我怎麼花，也沒有要求我寫報告。校方偶爾會問我捐不捐款，可是我從來不捐，哈哈，這也沒問題。」
他解釋，教育的意義就是給予，理應不問收穫。「我在哈佛當教授的第一年，拿了筆奬學金，可是錢有點不夠，後來該校主動問我暑假要不要錢。他們給我錢的條件只有一項，就是要我學點東西，我說我要學俄文，他們也非常歡迎。你想想，我當時的專長是中國現代史，和俄文是絲毫沾不上邊兒的，為何他們願意給我錢，讓我學和工作完全無關的學科呢？原因就是，大學應該提供廣義的教育傳統，這也是教育的意義，不能要求一年生樹，二年結果。」
可惜的是，李教授熱心教學多年，觀乎本港大學辦學方式，與他心目中的理念始終背道而馳。「所以我放棄了，只批評。因為就算我提出了意見，他們聽了，也沒有辦法做到。比如說，我建議學校直接給教授發研究費，發了就不要管，就當是風險資本，投資一筆錢，賭一個將來。就算投資了三位教授，最後只有一位得了諾貝爾奬，這也就值了嘛。美國有個 Bell Telephone Laboratories，他們開始的時候就是這樣的模式，結果一大堆諾貝爾奬從那裏冒出來。後來他們分專業了：這位教授專門研究電子、那位教授研究甚麼甚麼的⋯⋯搞着搞着，一個諾貝爾奬也得不到。」
「專業化」扼殺創意
Bell Telephone Laboratories 的例子帶出了李教授的另一個辦學理論：「大學教育的最大悖論——愈專業化，創意愈少。追求專業化的後果，就是令大學環境出現變化，使學者愈來愈難寫出一本大書。我常常問人文學者，包括我自己，近10年、20年有哪一本書是全世界的學者都在讀？」
他又以自己從前唸書經驗作例子。「我在美國主修中國近代史，另外也修中國古代史，還有德國思想史。我非常用心地唸德國思想史，一整天在唸，結果卻考得很差，但始終受用最多的還是德國思想史。」
芝加哥大學規模不大，但它的本科教育非常特別。（網上圖片）
芝加哥大學最特別
李教授年少留學海外，畢業後亦曾在多間世界名校執教，綜觀各地院校，他認為芝加哥大學最特別，讓他深深地感受到，教育到底是怎樣的一回事。「芝加哥大學規模不大，研究生比本科生還要多，但它的本科教育非常特別，當年所謂的 great books，即是『經典閱讀』的教育模式，就是從芝加哥大學開始的。該校的教育方式，可以說是反制度化的，教授怎樣教都可以，我在那裏教書也是完全自由發揮的。研究院也是絕對自由的，所以諾貝爾經濟奬一個接一個從那裏出來。」
「他們聘請了很多大師，給予充分自由，很高的薪水。有一位社會學的教授，某天他跟學生說：『明天教 Max Weber，他是德國人，所以我用德文教，你們聽得懂就來，聽不懂不要來了。』我後來想想，也對啊，德國哲學就應用德文教。同樣，中國文學就是要用中文教，為甚麼要用英文？本港大學錯的是，他們以為『國際化』就是用英文教中國文學。真正的國際化應是多元的，教德國史就用德文，法國史就用法文，俄國史就用俄文。」
每所大學都有怪人
剛才提到的社會學教授其實是美國人，那天他始終堅持用德文教。對於香港學生來說，那位教授可能是個怪人，但李教授指出，其實每所大學都有怪人。「愈是有名的院校，便愈多怪人。芝加哥大學有另一位教授，不懂中文，可是非常喜歡儒家，專門講孔子，講得非常好，該校破例讓他教，給他特別的位置，他後來一輩子獻身芝加哥大學。」
「不止是教授，聽課的人也怪，有個人旁聽上課十幾年，根本不是學生。他把講課的內容錄音，在外公開販賣，這事其他教授都知道，但他們也不管。各種怪人都有，哈佛、耶魯更不用說，更多不合乎主流的教授也有。」
雖然李教授十分嚮往美國教授的自由，然而當地部分民眾卻表示抗議。「『自由』理應包括日常生活行為，但美國大眾都不太接受教授的行為，覺得他們放縱了。這種想法和香港高官一樣，當年一位特首就說，你們教授太奢侈了，也不上班。他又說，要是資助全港學生出國留學，花的錢比現在花在本港大學的還少。這是一種反智的傳統。」
給予教授充分的自由
有人指出，本港大學走向專業化和制度化，為的是在世界大學排行榜上爭一席位，向世界展示本港高等教育的素質。為此，李教授不以為然，認為排名高低並無太大意義。「這些排名都是企業式的，考慮的是畢業生數量、論文數量，若然論文能刊登於國際刊物則更高分。但最荒謬的是，依這個指標，最『優秀』的一本書就是最糟的那一本——The World Is Flat。這本書不見得是第一流的著作。我其實很想找人合作，編一本書講大學教育的反思，衝擊一下本港教育。」
「盲目相信排名即是迷信數字。如要提升教育素質，我的建議依然是給教授充分的自由，但可惜的是本港大學不會這樣做，因為排不了名。以前當教授就像當神父一樣，獻身教育，不計結果、回報。我的理想就是這樣。但有人說我這種想法過時了，我的回答是，你看看哈佛和史丹福，同樣有官僚主義，同樣有排名，但他們通通不管。有一年，普林斯頓大學贏了第一，有人問校長怎樣看，他說：『這有甚麼好說？Of course！』這是開玩笑的。要知道第一流的大學根本不管這些，批評也好，排名也好。」
「再以哈佛作例子，他們一心一意在教育上創新，不停改革，近年就新增了 freshmen seminar，這項活動非常自由，曾經有位年輕的女教授教六四，最後開個大會，請各路人馬來辯論。」李教授表示他也是最近才發現這事，得知時還大吃一驚。「哈佛無論 Business School 怎麼賺錢，都不會影響它的最大教授團體：Art and Science。這個團體是人文與科學連合在一起的，裏面的教授不得了，五分鐘就能把大道理說出來。」
中文大學前校長金耀基教授送給李教授的墨寶。（灼見名家圖片）
人文學科要特別的教學方法
李教授特別指出，現任哈佛校長是位人文學者，「她是學歷史的，是哈佛史上少數修人文的校長，以往的大多是科學家。另外，芝加哥大學也一度有位校長是個音樂家。說了這麼多，我們要問一問，為甚麼美國大學能夠保持傳統，甚至重新創造傳統，本港大學卻一味認為傳統就是過時，急着要把它破棄掉？不是不讓你破棄傳統，但你也得拿出個新的嘛？可怎麼說也拿不出來！」
事實上，李教授也不是只批評本港大學，他對個別大學也有特別欣賞之處。「說句實話，若只論文化研究、中文系等，嶺南大學最優秀。即使香港中文大學也未必比得上，但我也知學生不是這樣想。而中大呢，它的通識教育很好，我看學生寫的文章後才知道，寫得真的很好，馬克思啊，莊子啊甚麼都有。」
「教人文學科比較難。它不同財經科，只要把最新的資科拿出來就好。教人文不可以用 Powerpoint，就算用也要以特別的方法。我教的時候，也只是把一些文本放在 Powerpoint，總共幾句而己。有次我開玩笑，故意把德文放進去，我說我也不懂，你們學生有沒有人懂？結果有兩位學過德文，懂得唸但不懂解釋。我下次打算把西班牙文也放進去。這是一種挑戰，老師就是應該想盡辦法挑戰學生，讓他們感受自己是在教學裏頭的；而不是被動，我在這兒講，你就只坐在這兒聽。」
香港多幾個李歐梵很危險
「現在有些學生覺得自己是消費者，教師是供應商，我就聽說中大有個內地生對教授說：『我花這麼多錢，你卻教得這麼差。』這也是制度化的問題，大學應該提供一個環境，讓至少有一部分人不守成規。至於如何管理品質，我的建議是請人時要嚴謹，甚至在第一年試用期的時候，全心觀察教授的創意。可是現在聘請教授是有委員會的，教授表現一看學生評分；二看論文。論文只看數量，不理素質。若然一位教授一年能寫十篇論文，他一定高分，也不管論文是不是寫得亂七八糟的。」
簡而言之，李教授建議大學規劃課程時，把人文、科學及財經學術分開，為兩者各自設計合適的結構。「那麼，一些既是人文，又屬科學的學術怎麼辦？應該給它更多的自由。完全不管，鼓勵創意、鼓勵跨學科，如果有位教授願意在商學院裏教老子、物理，給他自由，看看他的成果。」
「但問題是他們不願意冒這個險，怕萬一沒有成果怎麼辦？這種過分 outcome-based 的思維不好，我公開反對。我一直說我教的科沒有 outcome，你們喜歡就上，不喜歡不要來。所以如果香港多幾個李歐梵不得了，很危險。雖然你們看我現在挺好的，可是我非常了解，這不是由於我教得特別好，而是因為我有美國名校做後盾，他們只是借我的文化資本，借我的名氣。」
愈是年輕的教授 愈要讓他們做研究
眾所周知，李教授是世界知名的人文學者，可是倒過來說，年輕教授應怎麼累積自己的文化資本呢？「在美國，我在普林斯頓當助理教授時，他們給我減科，人們教五科，我教四科，給我時間做研究。他們的邏輯是，愈是年輕的教授，愈要讓他們做研究，也要讓他們當資深教授的助理。我現在於中大教書也是這樣，有兩位助理教授幫我教歷史。第一堂，他們很快把東西教好，非常完善。餘下時間我就借題發揮，和學生探討一些問題：例如『司馬遷為何這麼看重項羽？』講着講着，說到劉邦，再談談《三國演義》，一下子把整個文化說出來。如果沒有這兩位助理教授，我可沒有時間教這些了。」
除了這種資深教授與年輕教授的合作教學外，美國大學還是一個特別的現象：最基本的大班課，反而都是經驗老到的教授在教。「普林斯頓有一科『比較革命』，它是本科生的科。教英國革命的是 Lawrence Stone，世界知名的教授；教法國革命的是 Robert Darnton，也是位專家；教中國革命的是我，當然我比不上他們，我在他們身上也學到很多，但重點是，愈是基本的科，愈讓經驗豐富的教授教導，比如『基本物理』也是楊振寧在教。柏克萊加州大學也是這種模式。」
學生選科也要反對專業化
說了這麼多有關院校制度的問題，最後李教授指出，學生自己也應該反對專業化，充分利用時間發展興趣。「選科的時候，專科不應超過五成，其他時間發展自己的興趣，因為只有自己感興趣的科才會用心學，別人看100頁，你會看300頁。我以前就是這樣，我就是不務正業，不務正業才能做到正業，這就是吊詭的地方。另外，學生自己要互助，組織小團體、讀書會等，一起交流，培養學風。現在也有很多活動，可是大多是社交的，像中大一整天在跳舞拉客的，本末倒置。也有一些憤怒的青年想要改變社會，社會是可以改的，但是要一點一點改。」
撰文：施浩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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