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之教育 (1996-98)
“…不過我青年時代並不理解莎士比亞,…對於他那洞見人類心靈的深邃觀察力也幾乎茫然無知…”(王元化先生談他受到妻子張可啟發,見《莎劇解讀》(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先生九月底在交大上課,提到哈佛大學人文課給他的衝擊。他受的“文化衝擊”經歷如下所述:
“你們或許會覺得我講課有點海闊天空、天馬行空,好像與經營管理沒有關係 ,其實我從事經營管理三十多年,我的興趣包括政治、文化、經濟等,這些都是經營管理之學。
在我求學階段中,大部份的課程都是理工科目,但是我印象 最深刻的教授,卻是大一在哈佛大學的人文學(Humanity)老師,我修這門課 非常辛苦,一個剛從香港到美國念書的學生,就要念荷馬的「伊里亞德」史詩 (按: The ILIAD by Homer 詩體英譯 by Rober Fitzgerald , New Yoork: Anchor Press, 1974),這個作品好比中國的詩經,你想想一個外國人懂一些中文,就要去念詩經是多麼困難。我在伊里亞德之後,還要念羅馬詩、密爾頓的「失樂園」等書,這 些都
是西洋文化變遷中不同時代的代表作,這位教授的樣貌現在還深深在我眼前,很瀟灑、很天馬行空,可是他對西洋文化的變遷俯拾皆是,毫不費力如探 囊取物,但是我早已忘了教我牛頓三大定律的教授。”
我看了這些話,想起了:
1. 1995年的一篇相關文章青年領袖的人文教育。如附供你參考。
2. 近來到MIT網站,知道「哈佛畢業生領導麻省理工」為MIT之一痛,所以強調必須兼顧人文......
3. 共同體(社區),研究、教學(術)三層兼修,乃為MIT下世紀教育主軸。 史坦佛大學也開設「由經典學管理」,可參考《經典管理-世界名著中的管理啟示》(天下文化、張定綺譯)。這種課程國外例子不勝枚舉。這種教學,或許華人戴 明學院可以試一下。但大家應有世界眼光和胸襟,不偏不倚。應該可以試行以精讀的方式,一學期讀一部作品就好。
4. 名教育家梅貽寶先生1973年曾把類似教育在東海試過,大概是“外文”太令人生畏,效果大打折扣。其實,經典可能對有歷練過的成年人更有啟發性。
5. 近來知道英國有學者發展出以古典名劇《伊底帕斯》為例,說明如何衡突、合作的Drama Theory(這與game theory不同)。可見這個經典之作,除了富人生的張力之外,更可以管理科學的角度開創新的學問。
6. 其實,人問Peter Drucker如何學好管理,他也許會回答:「好好地學一才藝、樂器等」,因為這些道理是通的。
7. Karl Popper的《自傳/回憶錄》(Unended Quest; An 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 1976, ISBN 0-415-28590-9) 中說他們奧國的傳統是未成年前要學一手藝,他去學木匠。德國人學作學徒。
這些在有“人文意識”的人的反省下,都成美事。
新作品、新局勢、體驗必使過去經典作品對於全體的關係、比例、價值有所修訂調整,因此,經典可以活下來,讓人溫故新。不過經典一定是觸及人的智情意上的一些難解的衝究。
青年領袖的人文教育
去 台大聽了一場「通識講座」,主題是「知識份子與二十一世紀」。我聽了「海商文明與二十一世紀知識人」,沒有什麼收穫,史識有限。不過字教授指出一些世紀現 象,例如多國籍企業的神通廣大,微軟公司董事長Bill Gates舉足輕重等而不可不知,這些常識的確很「通識」化。可惜的是,大學中的人文或通才(識)教育,大多不夠深入,未具批判、反省的角度,所以我認為 這種課程,應排在高年級,作為修養學分。
其實,我們要學美國學校的核心價值等博雅或通識課程,很容易走樣。一來是許多西洋古典尚未有譯 本,另外,如果沒有討論的課程,很難有所啟發,以前梅貽寶教授到東海客座即使是小班的通才課,由大三、大四學生選修,成效仍然大打折扣。也許這玩藝要像林 毓生教授講的芝加哥大學經驗:「比慢」即精讀經典,由一流學者導讀才成。不過,這種通識課程之品質體驗,雖然令人失望,不過不可否認已漸重要,這不僅在大 學如此,更為企業或社會上有識之士的認同。
我在<松下幸之助的教育觀>一文中,已稍為介紹「松下政經墊」的領袖教育(立報12月18日)。最近在《經濟學人》上看到日本「富士全錄」的老板(Yotaro Kobayashi先生)的看法:
小 林先生熱切地堅信,年輕一代最迫切需要的,莫過於心胸要寬廣,眼界要高,他的學習經歷中最有影響力體驗是年輕時候有機會上美國的Aspen Institute(為一具前瞻性的領導學、工作學研究機構)。小林先生在那兒,並沒有直接學「為商之道」,反而受鼓勵研讀柏拉圖。所以他在六年前,依樣 在日本成立「Armagi Institute」,使得日本工商人士能有機會親自讀些西洋大思想家的原典,進而能著眼於更寬廣的問題上,諸如「全球化」或「公正的本質」,而不為公司 的細節所泥。
這種做法在日本蔚為風氣,例如廣告界中的電通公司已自力成立人文研究院。(事後向日本富士全錄公司詢問,知道該研習會實在為日本IBM等公司所主辦。)
這種原典的體驗,其重要性是無庸置疑的。最近黃仁宇教授在歷史博物館發表<如何確定新時代的歷史觀--西學為體,中學為用>一文中,指出「近代西方政治哲學與經濟思想之大勢所趨--從1576年法國人波丹的《國事六講》」到黑格爾的《權益之哲學》,說出他的經驗是:
「如對上述綱要或類似的了解充分掌握,對於中國近代史之展開,必多積極性的看法」(p.13),
黃教授不惜冒抄洋大學「通識」課程的「常識」之譏,指出了解歷史時,理論及思想的重要,這是很值得我們三思的。
台灣有此眼光的教育家也不少。個人深深佩服大同的林挺生教授,多年前就創辦「協志」業叢書,嘉惠多少學子。他更在大同內多次親授亞當史密斯的《國富論》,近年來,除授課外,更把亞當.史密斯的《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有中譯本《道德情操論》北京: 商務印書館)及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譯在《大同月刊》上發表。數十年來,不改其志,何等令人欽佩。
可 惜的是,以林先生的才識及影響力,竟然未能成立一公益事業,嘉惠更多的青年學子及社會人士,誠令人惋惜。我認為林先生最起碼要成立一「協志學院」,傳播更 深遠的人文思想,因為唯有如此,才是「百年樹人」的大業。個人希望我們的工商企業,更富人文教養,也更富傳播人文教養的責任。 ---1996.1.10.---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