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當訝異 (那時 我祖父母 外組父 父親都過世了)
我曾有親人跟我說過
日子無聊死了 (這真是說來話長....)
今天讀到漢先生的這篇 (我1971年"新生訓練"第一次看見任建築系系主任的漢先生)
想起1971年在東海大學大一英文課的談論安樂死
我們每個人個人的"經驗"都相當有限
安樂死立法之難
在於人們可以/可能 有千萬種無法遇期的 非理性的遭遇.....
讓我們回顧一下一些文人之死亡
胡適是在很激動地演說之後謝世 (當時的民主制受到摧殘....)
梁實秋在手術台上要求更多的光 (這光竟然與哥德說的一樣) 最特別的是季季說
他走後近二年 第二任太太整理/取走遺物
陳寅恪被折磨死前遺書其著作只能用正體書出版
周作人希望當局讓"壽則多辱"的他死ㄅ
文革時詩人兼古漢字家陳夢家自殺兩次才走成
有良心的巴金被中共官方綁架 不讓他安樂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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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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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真的不能為安樂死立法，讓死亡的恐懼消失嗎？…… 不知為什麼，我近來一直在想該如何死去的問題。照理說，我雖年邁，拜內人照料之賜，身子還算硬朗，該有活到百歲的雄心才是。何以心情低落，一直想不吉利的事？仔細想想，實因活在老人世界的緣故。 近十幾年，我長壽的近親不斷辭世。若照過去的說法，他們都是福壽雙全，我們做晚輩的應該慶幸才是。但是我親眼看到他們在生命的盡頭時那種無意識的掙扎，使 我覺得，即使是接近百歲，死亡仍然是一種不幸，一種痛苦，是人生的大關口。所謂「無疾而終」才是真正的幸福，與是否長壽沒有多大關係。 我第一次面對死亡，是祖母過世時。祖母跟我們全家避共禍逃到台灣，過窮日子，直到經濟情況好轉，我把他們接來台北，她已經九十五歲了。雖然窮苦度日，但有 我的父母照顧，她極少生病，到老都很健朗。她辭世前，不過生了感冒，在醫院病床上，還笑著問我，一直活要活到哪一天？堅持要回家。回家的第二天，竟溘然而 去。全家都感到意外，但可視為善終，並沒有經受死亡的痛苦，使我們在辦喪事之餘，並沒有感到死亡的可怕。 我的父母就沒有那麼幸運了。母親是虔誠的佛教徒，一生的賢妻良母，對人謙和，晚年常捐錢給寺廟。但九十歲後，身體多病，進出醫院開刀數次，可以感受到她的 痛苦。在謝世之前，雖已不能言語，但抓著我的手，把她的痛楚表達得十分清楚。菩薩為什麼背棄她實在難以理解。父親晚幾年過世，同樣的經歷了幾度在醫院加護 病房急救的痛苦經驗。到了最後的關頭，他老人家不能開口，眼角卻流出淚珠，可知仍有意識在，雖痛苦仍留戀這個人生。經過母親與父親的，使我們感同身受的經 驗，我對死亡開始有了恐懼。我自己已是老人，並不畏死，恐懼的是痛苦的死亡方式，因此對死亡的討論就特別注意了。 這使我想到西方國家有人主張「安樂死」合法化的消息。人莫不好生惡死，因此文明國家以維護人的生命為重要的道德規範，所以想盡辦法使人可以長壽，醫療亦因 此而成為最受重視的行業。但不論醫療如何進步，也只能延長人的壽命。在過去，五十歲已經是高壽了，如今幾乎人人可以期待接近百歲。但是長壽果然為人類帶來 幸福嗎？其實是值得懷疑的。 近年來，早晨的運動已很難走到遠處，就在住處後面的小公園裡活動一下筋骨。在這裡經常看到一些坐著輪椅的老人，由外傭照護著，來呼吸新鮮空氣。身體情況好 些的，偶爾可以站起來走幾步。我沒有衰老到這種程度，卻已經同情他們，進而想像自己也免不了有這一天。老實說，我實在很難想像如果自己也要坐在輪椅上，木 然的等候服侍，繼續活著的意義在哪裡？這使我對長壽之福的懷疑越有實證的基礎了。 長壽必須要健康才是福。人老了，一切身體機能當然會退化，反應會遲鈍，但至少要保持心智清明，感受到生命的價值，才談得上幸福。可惜的是，現代醫療雖然非 常進步，卻無法保證老年人真正幸福。相反的，醫療只能使他們保有生命，勉力苟活於世上，痛苦度日，拖累家人。即使是富有之家，不過多幾個照顧的人，也不能 改變等待死亡的窘境。 我所見親友中的年邁長者，最幸運的當然是無疾而終，或可稱急病而逝，沒有受到任何痛苦的離去。其次是逐漸癡呆，不辨世事，如行屍走肉。晚輩雖百般侍奉，他 並無所覺，即使重病插管，也是徒增肉體痛苦。最可憐的莫過於頭腦清醒，重病而面臨瀕死的情況。遇到是否要急救的問題，他自己與家人都不免左右為難。要這樣 勇敢的死去呢？還是忍受肉體的痛苦，延長不知多久的生命？ 醫界對於這種痛苦的延長，只怪病人家屬的溫情，而政府則責怪醫院濫用健保費，卻沒有人注意病人可以不受罪而死亡的權利。我認為文明社會的責任是讓每一個人都活得久，而且能頭腦清楚的樂享晚年，到頭來可望無疾而終。只有這樣才是我們所期望與祝禱的福壽雙全。 實在做不到這一點，就應該使頭腦可以做冷靜思考的人決定自己的壽命。安樂死也許是醫療可以使不幸的老人能夠善終的唯一途徑。讓立下遺囑而行將就木的老人可以在心情平靜的情形下微笑著離開這個世界，是多令人愉快的事！我們真的不能為安樂死立法，讓死亡的恐懼消失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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