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盛宴：羅素在華十大講演
目錄
前言 勉為其難的「先知」 姜繼為
序一 為羅素做翻譯的日子 趙元任
序二 羅素其人 張中府
社會改造原理
教育之效用
布爾什維克的思想
哲學問題
心之分析
物之分析
數理邏輯
社會結構學
未開發國之工業
中國的到自由之路
附錄
和羅素先生的談話 楊瑞六
在講學社歡迎會上的歡迎詞 梁啟超
羅素與中國 徐志摩
羅素又來說話了 徐志摩
序一 為羅素做翻譯的日子 趙元任
序二 羅素其人 張中府
社會改造原理
教育之效用
布爾什維克的思想
哲學問題
心之分析
物之分析
數理邏輯
社會結構學
未開發國之工業
中國的到自由之路
附錄
和羅素先生的談話 楊瑞六
在講學社歡迎會上的歡迎詞 梁啟超
羅素與中國 徐志摩
羅素又來說話了 徐志摩
序
1920年8月19日我在南京的時候，我從胡敦復、胡明復及胡適處聽說，梁啟超、張東蓀等人領導的進步黨要我為羅素(Bertrand Russell)做翻譯，羅素即將來中國作學術講演。三位胡先生警告我不要被該黨利用提高其聲望，以達成其政治目標，並告訴我不可讓他們把我僅僅當作譯員看待。我同意小心將事，同時也歡迎有此機會會晤這位學者並為他任譯員，他的著作對我在哈佛的工作具有極大影響。
10月13日我看到「波謅」(porthos)號輪船停泊在上海，料想羅素一定大駕已到。我在日記上記載羅素極像我從照片及描述中所想的模樣，唯看起來比我想像的更強壯、更高、儀態更優雅。由於我們在哈佛有共同朋友，所以我易於結識他。當天在上海，次日在吳淞有盛大的宴會和歡迎會。在歡迎會上，隨同羅素來的豆拉．勃拉克(Dora Black)女士也講了話。歡迎詞以及羅素和勃拉克的答詞都由我翻譯，通常是講完一段翻譯一次。我發覺客氣話極難翻，不過以后翻譯學術演講就比較容易，尤以事前我能看到講演大綱的時候為然。
在上海短暫停留后，我和羅素一行經杭州、南京、長沙，然后北上去北京，沿途趣事頗多。在女子高等師范講演的時候，人們興趣濃厚，有一千五百人擠不進講堂，那個年頭並沒有有效的音響設備將講詞播放於場外。我利用這種機會演習我的方言。在杭州，有名的西湖便在城外，我以杭州方言翻譯羅素和勃拉克的講詞。杭州方言實際上是一種吳語，因曾為南宋(1127～1279)首都，故帶官話語匯。在我們去湖南長沙途中，在江永(s．s．Kians．Yung)船上有楊端六，他是湖南贊助人之一，我從他那里學了一點湖南方言。10月26日晚，我翻譯了羅素的講演。講完后，一個學生走上前來問我：「你是哪縣人?」我學湖南話還不到一個星期，他以為我是湖南人，說不好官話，實際上我能說官話，而說不好湖南話。次日有幾次集會和餐會，我得有機會晤見蔡元培(以后任北京大學校長和中央研究院院長)和比我年長的同鄉吳稚暉。在湘督譚延閣請宴席上，我為譚翻譯，楊端六則為羅素翻譯。那晚月全食，羅素在講詞中特別提到兩位古代天文學家因未敲打盆鍋和放爆竹，嚇走試圖吞下月亮的天狗，而被處決。可是楊端六只翻譯他說的客氣話，而未翻月食的事!
回到北京，活動頻繁，講學社的蔣百里在東北城遂安伯胡同二號找到一處住宅，由我和羅素同住。他和勃拉克小姐住在北上房，我睡在東廂房，書房則在西廂房。在那個年頭，結婚前，青年男女見面都有悖傳統(《自由結婚》小說是1900年代印行的)，而羅素先生和勃拉克小姐同宅而居竟未引起議論。校長金邦正同意將我「借與」「講學社」一年，於是我便從清華搬進城內。11月5日，進步黨領導人梁啟超先生來訪，那是我第一次會晤這位著名學者和大人物，在1900年，每個月我們都引頸盼望閱讀他所主編的《新民叢報》。
羅素在北京大學講演，通常是在三院，在師范大學則在順治門(又稱宣武門)外。第一次演講，約有一千五百人前來聽講。我在11月10日第二次講演后的日記上寫道：「我照着己意大加引申說明……以譯員的身份講，比主講人講，更有樂趣，因為譯員講后才引起聽眾反應。」在師范大學講哲學問題，講到老問題：什麼是物質(Matter)?不足掛齒(Never mind)!什麼是心意(Mind)?無關重要(It doesn』tmattel)!我翻譯起來頗覺困難，只能說那是一種英文文字把戲。「需要大加思考以證明沒有思考」(It requireda good deal of thought to prove that．there is no thought)這句話還較易翻譯。有一次勃拉克小姐在師大演講，提到未婚男人和未婚女人。中文的「婚」字，男子是「娶」，女子是「嫁」，我給翻擰了，成了「男不嫁、女不娶」。聽眾當然大笑，勃拉克莫名其妙，我只得小聲對她說：「現在沒時間解釋，以后再告訴你。」和羅素講演有關的一連串活動開始進行了。11月，蔣百里創刊《羅素月刊》，由翟世英任編輯。不久，羅素贊助人之一的傅銅創立一個「羅素研究組」，第一次聚會是在「西方回國學生俱樂部」舉行的，有時也在其他處所。
羅素大部分演講是在北京，1921年3月，一百里以南的保定(北平距保定名義上四百里，至少三百五十里。——譯者按)育德中學請他去演講……盡管羅素思想激烈，在日常習慣上，他卻是一個完全可尊敬的英國紳士。他在不生火的大禮堂講演，一向堅持脫掉大衣。結果，他回到北京即發高燒，住進德國醫院，由狄博爾(Dipper)大夫診治。到了3月26目，左右兩肺均發炎，身體極為虛弱，朋友們考慮請他簽字委任狀(即遺囑。——編者注)給勃拉克小姐，因為他們還未正式結婚。杜威(J。h。Dewey)為他擬好草稿。他雖然虛弱，可是卻頗清醒，口中喃喃而言：「委任狀?」然后試着簽字。醫生恐怕他辦不到(er kann nicht)，可是他還是潦草地簽了B．Russell。他仍然認得我，小聲叫我「尺先生」 (Mister ch，)。他叫杜威的名字說：「我希望所有我的朋友不離開我。」翌日，艾瑟(Esser)大夫說羅素先生情況「更壞了」，但是杜威夫人則說魯濱遜(Robinson)大夫不那麼悲觀。到了4月17日．他已無危險，5月3日已能接見訪問者。同時倫敦報紙報道說羅素業已逝世。聽到這個消息，他說：「告訴他們，我的死訊太過誇大其詞。」他的健康恢復得很好，在回英國前，還作過若干次講演，並參加幾次盛大宴會。
10月13日我看到「波謅」(porthos)號輪船停泊在上海，料想羅素一定大駕已到。我在日記上記載羅素極像我從照片及描述中所想的模樣，唯看起來比我想像的更強壯、更高、儀態更優雅。由於我們在哈佛有共同朋友，所以我易於結識他。當天在上海，次日在吳淞有盛大的宴會和歡迎會。在歡迎會上，隨同羅素來的豆拉．勃拉克(Dora Black)女士也講了話。歡迎詞以及羅素和勃拉克的答詞都由我翻譯，通常是講完一段翻譯一次。我發覺客氣話極難翻，不過以后翻譯學術演講就比較容易，尤以事前我能看到講演大綱的時候為然。
在上海短暫停留后，我和羅素一行經杭州、南京、長沙，然后北上去北京，沿途趣事頗多。在女子高等師范講演的時候，人們興趣濃厚，有一千五百人擠不進講堂，那個年頭並沒有有效的音響設備將講詞播放於場外。我利用這種機會演習我的方言。在杭州，有名的西湖便在城外，我以杭州方言翻譯羅素和勃拉克的講詞。杭州方言實際上是一種吳語，因曾為南宋(1127～1279)首都，故帶官話語匯。在我們去湖南長沙途中，在江永(s．s．Kians．Yung)船上有楊端六，他是湖南贊助人之一，我從他那里學了一點湖南方言。10月26日晚，我翻譯了羅素的講演。講完后，一個學生走上前來問我：「你是哪縣人?」我學湖南話還不到一個星期，他以為我是湖南人，說不好官話，實際上我能說官話，而說不好湖南話。次日有幾次集會和餐會，我得有機會晤見蔡元培(以后任北京大學校長和中央研究院院長)和比我年長的同鄉吳稚暉。在湘督譚延閣請宴席上，我為譚翻譯，楊端六則為羅素翻譯。那晚月全食，羅素在講詞中特別提到兩位古代天文學家因未敲打盆鍋和放爆竹，嚇走試圖吞下月亮的天狗，而被處決。可是楊端六只翻譯他說的客氣話，而未翻月食的事!
回到北京，活動頻繁，講學社的蔣百里在東北城遂安伯胡同二號找到一處住宅，由我和羅素同住。他和勃拉克小姐住在北上房，我睡在東廂房，書房則在西廂房。在那個年頭，結婚前，青年男女見面都有悖傳統(《自由結婚》小說是1900年代印行的)，而羅素先生和勃拉克小姐同宅而居竟未引起議論。校長金邦正同意將我「借與」「講學社」一年，於是我便從清華搬進城內。11月5日，進步黨領導人梁啟超先生來訪，那是我第一次會晤這位著名學者和大人物，在1900年，每個月我們都引頸盼望閱讀他所主編的《新民叢報》。
羅素在北京大學講演，通常是在三院，在師范大學則在順治門(又稱宣武門)外。第一次演講，約有一千五百人前來聽講。我在11月10日第二次講演后的日記上寫道：「我照着己意大加引申說明……以譯員的身份講，比主講人講，更有樂趣，因為譯員講后才引起聽眾反應。」在師范大學講哲學問題，講到老問題：什麼是物質(Matter)?不足掛齒(Never mind)!什麼是心意(Mind)?無關重要(It doesn』tmattel)!我翻譯起來頗覺困難，只能說那是一種英文文字把戲。「需要大加思考以證明沒有思考」(It requireda good deal of thought to prove that．there is no thought)這句話還較易翻譯。有一次勃拉克小姐在師大演講，提到未婚男人和未婚女人。中文的「婚」字，男子是「娶」，女子是「嫁」，我給翻擰了，成了「男不嫁、女不娶」。聽眾當然大笑，勃拉克莫名其妙，我只得小聲對她說：「現在沒時間解釋，以后再告訴你。」和羅素講演有關的一連串活動開始進行了。11月，蔣百里創刊《羅素月刊》，由翟世英任編輯。不久，羅素贊助人之一的傅銅創立一個「羅素研究組」，第一次聚會是在「西方回國學生俱樂部」舉行的，有時也在其他處所。
羅素大部分演講是在北京，1921年3月，一百里以南的保定(北平距保定名義上四百里，至少三百五十里。——譯者按)育德中學請他去演講……盡管羅素思想激烈，在日常習慣上，他卻是一個完全可尊敬的英國紳士。他在不生火的大禮堂講演，一向堅持脫掉大衣。結果，他回到北京即發高燒，住進德國醫院，由狄博爾(Dipper)大夫診治。到了3月26目，左右兩肺均發炎，身體極為虛弱，朋友們考慮請他簽字委任狀(即遺囑。——編者注)給勃拉克小姐，因為他們還未正式結婚。杜威(J。h。Dewey)為他擬好草稿。他雖然虛弱，可是卻頗清醒，口中喃喃而言：「委任狀?」然后試着簽字。醫生恐怕他辦不到(er kann nicht)，可是他還是潦草地簽了B．Russell。他仍然認得我，小聲叫我「尺先生」 (Mister ch，)。他叫杜威的名字說：「我希望所有我的朋友不離開我。」翌日，艾瑟(Esser)大夫說羅素先生情況「更壞了」，但是杜威夫人則說魯濱遜(Robinson)大夫不那麼悲觀。到了4月17日．他已無危險，5月3日已能接見訪問者。同時倫敦報紙報道說羅素業已逝世。聽到這個消息，他說：「告訴他們，我的死訊太過誇大其詞。」他的健康恢復得很好，在回英國前，還作過若干次講演，並參加幾次盛大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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