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3日 星期三

練馬可 〈理想、創造性和東海大學〉(1971)

(今天陳續升先生處知道Dr. Mark Thelin 練馬可教授過世了。謝謝陳續升先生提供徐學長的譯文的文字檔。我認為將它貼出來是對練馬可老師很深的懷念。)

理想、創造性和東海大學[1]
練馬可 著
徐錚 譯


  今天早上我很高興有機會在這裡講一個對我非常有意義的論題:「理想、創造性和東海大學。」我的目的是要激發討論,這也許會有困難,因為我們不是要對某一個特殊的理念做有系統的探討,而是對理想及其創作性作一般性的探討。
  東海是十六年前開始招生的,最初那兩三年裏面,各階層(教師、學生和行政人員)都充滿一種真正的理想主義氣息。每一個人都「捲進」了一件創造性的事業:我們正在創建一所大學。那是一種全新的、使人興奮的責任。對於未來的信念是「興盛」,雖然它的定義十分模糊。社區(編者註:東海大學創校之初,師生全體住校,學校為一社區)裏大多數人都毫不在乎當時那種洋洋盛哉的灰塵和「東海風」、侷促的教室和實驗室(譯註:東海建校最初兩三個月裏,教室、實驗室和圖書館都暫設在男生宿舍)、經常發生的停電和抽水系統的故障。無論如何,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為什麼我們要對東海要求過高?何況這個學校的創新中,包括了一些相當有意義的實驗,諸如勞作制度和通才教育等等。
  儘管有這些困難,在許多方面,最初那兩三年是最美好的日子。我們這些始終在東海的人,或許會因思古之幽情而對那段「太平盛世」有過多懷念,不過這所大學在精神上也的確有了值得注意的變化。現在,我們已經變得太過急切,期望東海的遠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實現,而事實上這些遠景不一定能全然實現,這點正是我們當前所處困境之部分。當初東海可以大跨步地克服在教學設備、圖書來源和宿舍供應上的短缺;今天許多人對同樣的限制卻已感到焦躁、挫折和失去希望。我認為我們應當好好想想:羅馬雖然不是一天造成的,卻也不是兩三天就造成的。
  我剛才所說的或許太過消極。很明顯的,我們的學校成立以後,在短短時日內就獲致了可觀進步。我認為我們可以不帶一點自誇地說:東海已經克服了許多困難,成為臺灣一所出類拔萃的學府。但是光這樣是不夠的,一所領導性的大學,如果裹足於既得的成就,是不能長久維持其超羣地位的。任何一所領導性的大學,都必須不斷置於革新和重建的過程,時時致力於把舊有中最好的與創新中最好的結合在一起,以達成教育的目的。
  這使我想到,今天東海關鍵性的問題是「參與」(involvement)。這所學校創建之初,我們大多數人都有一種感覺:自身被直接「參與」了一種事業,去成就一些儘管有限、卻是屬於自己的貢獻,去建造這所大學和去鎔鑄它的傳統。對於那種由「我們」造成的情境,是真正出現過一些極具創造性的工作。但那以後發生了些什麼呢?我們現在對東海已經日趨冷漠,把目前的情況視為有著難以克服的困難,如果不是認為根本不可能的話。這就是說,我們已經失去「直接」和「個人參與」的感覺了。我們對於「能得到什麼」想得很多,對於「能給予什麼」卻想得很少。我們追求每天、每週事務的常規,我們充滿一種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想法;不管表面上我們如何「忙碌」,內裏依然是漠不關心,並且愈來愈喜歡批評!
  一位著名的英國建築師Christopher Wren有一則故事。一次他視察所設計的一座教堂,詢問三個砌牆的工人每人幹些什麼。第一個回答:「我在砌牆。」第二個說:「我在幹活兒賺錢。」第三個泥水匠給了特別有衝擊力的回覆:「我在蓋一座教堂。」三個人在同樣的地方、同樣的時間、做同樣的工作,卻有如此不同的展望!
  現在我們也許可以問:甚麼是理想與創造性二者之間的關係?這個答案剛才已經暗示過了:用一種社會科學的說法來說,這兩者是一對相依的變數。你發現了一個,通常也會發現另一個。抑有進者,在我看來理想在多數情形下都先於創造的元素而生。飛行的理想,先於發明飛機的創造;為上帝造一座聖堂的理想,先於建築師的設計和實際的建構。
  雖然理想的確是自然的經驗錘煉而來,但同樣正確的是理想凌駕於經驗之上且超越經驗。我們對於一所美善的大學──這是可以定義的──的理想來自過去許多世代的經驗,然而這種理想的內涵卻不為過去的經驗所限。我們要致力把目前的活動和經驗加以塑造,使之適合我們的理想,而這種塑造直到目前都是辦得到的。
  如果我們希望鑄造我們的行為、我們的活動來適合一種理想,我們必須怎麼做?我提出兩個我認為特別有意義的字眼:「參與」和「責任」。
  我們必須要「參與」進具有當前一切限制的情況中去;這種參與必須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必須是建設的,不是破壞的;必須是一種「必要的參與」,使本社區的每一份子,都永遠警覺到要把我們的理想作創造性表現的責任。
  「參與」意謂著「接受責任」。如果我們真正參與進一種境況,我們必須接受責任去求有所貢獻於那個境況,不論是加以維持或加以改變。這種責任不能轉嫁於任何其他人。轉嫁意謂從參與中擺脫出來。套一句美國俗語:「我們是在轉手牡鹿。」(譯註:牡鹿意指應負的責任)實際上我們自己在說:「我不喜歡現狀,可是我沒有能力作什麼改變;要改變是某某、某某的責任。」這裡的「某某」,我們可以代入一些字眼,諸如「校長」、「院長」、「全校教師」、「在紐約的聯合董事會」等等。毫無疑問,所有那些人都對東海當前的情況負上某些責任;可是要聲稱這全該由他們負責,而與我們無關,這除了或許會助長對立和不滿以外,是絲毫無補於實際的。
  紐約市前任“Director of Public WorksRobert Moses有一次憤怒地宣稱:「責難的人對實際情況無絲毫貢獻!」他的意思很清楚,責難的人沒有參與進那個境況之中,根本不知道他在說些什麼。對基督徒來說,沒有一種情形是糟到無可救藥的。每一個境況及置身其間的人,都在佇候上帝的拯救,可是拯救要如何實現?這個答案我已經再三說過:要賴「人」來實現。以我的看法,基督徒甚至不能有絲毫餘地說:「讓上帝去做」、「那是上帝的事」。如果上帝是全能的,他自然有力量產生一個奇蹟,使為難的境況變好;但重要的是,他經常假人手來造成「奇蹟」。這就是說,我們就是上帝的眼、上帝的耳、上帝的手足,甚至如果冒著被視為離經叛道之險的話,我們還可以說,我們就是上帝的頭腦!上帝是無限的,人是有限的;然而如果我們說上帝是以他自己的形象來創造人,那麼我們必須同樣假定上帝已賦與人思考的能力。因此,上帝期望人類運用他自己的心智,好好地運用他自己的心智!這不是說給人類特權去「替天行道」,而是說人類有一種嚴肅的責任,要在他自身所處的任何境況中,全心全意地善用他所有的包括心智在內的能力!
  在這樣的脈絡裏,「讓上帝去做,這是祂的責任」的觀念,容易流於把袖手旁觀視為理所當然。這是不是說我擯棄了神的靈感呢?不完全是這樣;毋寧說我相信這種「靈感」的產生,在形式上會具有廣泛的差異性──從靈機一動到須經長時期試誤才能得到的悟解。
  讓我以幾個實例來闡明我的意思。
  幾年以前,有一位詹姆士.亨特(James Hunter)教授在此間講授鄉村社會學。他對大度山嶺的四個村落發生了興趣,他希望能做些事情,幫助這幾個村落改善生活條件。亨特先生想出幾個方案來達到這個目的,其中最有意義的是一個自來水系統來取代用之多年的汙濁的蓄水坑。
  五年前的春天,亨特先生去世了,一項紀念他的基金成立,亨特夫人要求把這筆錢用於改善嶺上某種生活方式以作紀念。於是,與鄉民代表舉行了一連串的會商,其中有一項建議被提出來,就是在村中常設一位護士為村民配藥和接生,這項基金可以用來補貼護士的薪水。當時發現這筆款項如果在本地投資,所得利息大約是一位護士薪水的三分之一;亨特夫人建議由村民共同負擔不足之數。這個提案稍後就交由正在這裏舉行的會議中討論,而村民代表反應十分消極。他們當場估算了一下,顯示每一家全年所分攤的金額雖只不過新台幣八元七角,代表們仍然不願意接受。一句話,向一家之主收錢,不管多少,都是難之又難。會議就此散去,這些代表騎著摩托車和一輛嶄新的腳踏車分道回家。每輛摩托車我估計大概要新臺幣一萬元,而腳踏車的售價大約也在千元上下。
  這就是一個需要一種創造性對策的問題。村民並不貧窮,他們十分樂意用積蓄的錢去購置私人產業,這點是無可非議的;另一方面,對於那些他們個人也許不能馬上得益的社區服務,卻十分不願意出錢,那怕那些錢只佔他們收入的九牛一毛。嶺上平均每個月有二十個嬰兒出生,如果一位駐村護士別的什麼事都不做,單單只是接生就可以成為一樁非常有意義的社區服務了。這個問題的解答是什麼?有那些可能的行動途徑?我們這些作為東海社區一份子的人,如何能變得「具有創造性」地參與進對適切解答的追求中?我不以為這些答案可以在標準的鄉村社會學教科書中找到。或許東海孤芳自賞已太久了,或許我們瞻視校園以外的各界需要的時刻已經來到了。或許當變成如上面所言的參與之後,我們可以更接近我們要建立一所美善大學的理想。
  第二個「具有創造性的參與」的問題,是關於東海本身的財政情況。最近幾年中,好些新的建築已經矗立在校園裏;如:工學院、新的生物系館、女生餐廳以及施工中的圖書館擴建新廈等等。撇開這些設施上的增進不談,對於未來卻別有一種憂慮存在;就是東海要如何解決那高水準教育學生所必需的、愈來愈高的成本?一項非正式的籌款活動已經在進行,可是對於能否成功大家卻抱有相當大的懷疑。許多理由都可用來解釋這一點,我認為其中有三個是特別有關係的:
  (1)一般公眾認為東海是有錢的「美國」學校。如果這個瞭解是對的,我們這些東海社區的居民應該試著去改變大家這種印象。這個任務是我們全體的,因為每一次我們和校外人士接觸,我們就都已經是以某種形式構成公眾對東海的印象了。
  (2)一般公眾認為東海與周圍社會的生活太過疏遠、太漠不相關。如果這點是真的,那正如我早已建議過的,我們必須打破我們這種象牙塔式的隔絕,並尋求一種對今天臺灣生命的更深入的「參與」。這種參與可以有許多形式,可以包括有各種生活方式的人;比方嶺上的村民、散居臺中各個孔道的住戶、工廠工人和商店店員、政府公務員和公司經理。
  (3)起一項募捐運動的想法與中國人的心理極不相容,這好像是把學校置於一種如同窮人乞求施捨的地位。有好幾種原因,造成這樣不幸的混淆,最重要的一個是一種價值觀念:「面子」。
  如果這些說法都是對的(我相信是對的),那麼讓我們從這裏學習一個教訓:在西方能夠成功的募捐方式,在這裏不一定也行之有效,於是問題就變成:什麼樣的方式「才」是在此間有效的呢?如果無成法可循,那麼我們自己來發展出一些方式,即使這意謂著我們要獻身於一種可能為時很久的試誤歷程,也在所不惜。
  為了怕各位以為練馬可已經完全變成「錢癡」了,讓我們來建議一些主要是非財務性的,也可以走出象牙塔的路子。學校的首屆勞作日(Clean Up Day)看來確實是成功了。我們能不能把這種同樣的想法,在技術上修正一下以後,推行到校園以外的社區去?甚至就近在校門口對面實施也不妨。這樣一種合作新鮮的涵義之大,是不言可喻的。或者我們還可以在臺中市某些地區推行一種一兩週一次,持續性的復健計劃(Program of Recreation),由東海學生擔任志願工作;這樣那些地區的兒童一定可以得到很大的助益。一個例子是:每當工作營安排到大雅盲童育幼院去,那裏的孩子就會為我們的學生下午所安排的同樂節目而歡欣雀躍不已。我們難道不可以把同樣的想法推廣開來,比方說每個月去一次像嶺光小兒麻痺院那樣的地方?
  這些想法僅僅是拋磚引玉,或許可以使得我們去思考某些特定的方案或行動,使得東海與校園以外的世界更加密切關連。
  
  這篇講詞除了一些必要的修訂以外,早在1967111我就發表過了,這點有人或許會覺得意外,那時我在此間已經接近五年任期的終了,我想此時把原稿拂去積塵重加審視,或者可算是適當的。我的感想可以扼要地撮述如下:
  過去四年半中,這裡已經有了積極的改變。像我已經提過的新校舍的構建,就顯示出有形的、或說物質一面的改變。在非物質一面,現在有了兩個研究所:一為中文,一為歷史。有了音樂系,有了華語教學中心及其他五個研究中心。校友室現在也充滿了活力。通才教育的革新,心理輔導和社區發展等等專案計劃,也得到了財政資助。僅以一個課外活動社團為例,連工作營委員會也在實驗新的想法──寒暑假長期工作營;那有兩週的時間,而不是通常學期中只在週末舉辦的那一類。
  在我看來,大部份改變顯然都是朝向美善的改變。雖然這不過只代表一個開始,但如果能由具有創造性、負責任的人,那些「參與」於其間的人,有效地推展下去,這些工作會大有貢獻於減少我們目前的隔絕狀態,動態地重塑東海的形象,使東海變成一個由「那些行動」所代表的地方──不論是仍置身象牙塔內,或已劈出其外,都將被包攝在內。
  總括說來,要達成我們對於一所美善大學的理想,我們全體必須更深沉地參與進東海和它周圍社會的生命中去。我們必須承受責任,並願意為此責任所要求的犧牲奉獻。我們必須善盡一切努力,以耐心跑完置於我們前面的競賽。唯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打開前途,才能保有創造性,才能時時驚醒於一切可能的做法。經由這些做法,我們的理想能更接近於實現。
  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寫道:
  「理想如同星辰
   永遠觸摸不到
   但是正像荒漠甘泉上空
   古老的、逝去的蜃樓幻景
   可以用他們作指引
   追隨下去
   就能達到自己的天命」

【原文刊載:練馬可著,徐錚譯,〈理想、創造性和東海大學〉,《中央日報》, 1971111-3日。




[1] 練老師曾三次以此為題發表演講。第一次在1967111他來東海擔任社會系老師任滿五年之期;第二次在1971111-3日,他把這篇講稿發表於《中央日報》,一時引起很大的迴響;第三次在1999828東海學生為他辦的歡送會上,他再度以此為題發表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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