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所知，那位人類學家應該是可敬的，所以我一開始就沒打算直接回應他的文章，而是持續想著如何從別的角度給年輕世代的學者一些鼓勵。剛剛從一些臉友的間接回應中得到啟發，我想分享的，反而是我實際上充滿挫折的學習經驗。
我從高中時期參加許多營隊就知道自己的貧乏，比如，參加某個大學舉辦的電機營或化學營，居然同寢室的是一個南一中社會組的學生。這在我所就讀的那所把最好的師資都集中在丙組班（主要是希望考上醫科成為醫生）的高中，是難以想像的。這個南一中的學生，後來考上了台大哲學系。甚至在我碩士班時參加李明輝老師在家裡舉辦的康德讀書會，都還會聽到老師稱讚不在場的他。他叫做龔卓軍。
在經過苦讀後，我考上了台大資工。大一的微積分老師是因為邏輯實證論的走紅，從哲學系轉系到數學系的洪成完老師。我甚至也恰好認識洪老師的外甥，又是一位台大電機系與我同屆的天才。也是他和另一位高中就得過兩次張系國科幻小說獎的電機系學弟許順鏜的帶領下，我很早就開始使用麥金塔電腦。前一陣子跟他們兩位聚會，我根本插不上話。
洪老師認定台大資工是工學院的數學系（他去經濟系教微積分時，也說，經濟系是法學院的數學系），在那個高中還沒有微積分課程的時代，大一微積分（上、下）就直接講授高等微積分（他在經濟系也是如此）。上課內容只有需要推論好幾個黑板的定理證明，考試也可以用口試的。因為只需要說明某個定理的內容，並談談要如何證明。
以及，每週的作業也是證明題，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抄」什麼。怎麼說？因為都得等到班上極少數我心目中真正天才的同學完成了作業再流傳出來，深夜我們才能夠照抄。
如此見識過真正天才的我，大一就決定轉系了，問題只是還不知道要轉到哪個系而已。因為我知道，即便我勉強畢業了，進到了人人稱羨的資訊產業，也應該會很快就被laid off吧。而不是像周遭的人所設想的那樣成為科技新貴，現在早已爽拿股票退休。
尋覓了幾年，升大三時降級轉系到社會系之後，開始我每天熬夜到兩、三點鐘的生活。那幾年，我每年把Weber社會學方法論中的那篇談「客觀性」的文章讀一遍。原因當然是讀不懂，直到畢業退伍回到學校以後，跟幾位橫跨法律所、政治所﹑社會所的同學一起以讀書會、每週幾頁的方式細細地讀過，才覺得有把握。
其後有幸與蘇峰山學長相識，受邀參加他只有三位成員的讀書會，其中一個成員也是從電機系轉到哲學系的黃冠閔學長。我參加時他們已經讀過Hobbes的利維坦，正要開始閱讀Rousseau的社會契約論。我永遠不會忘記，光是「人生而自由，卻無處不在枷鎖之中」這句話，我們可能就討論了一個小時吧。而開始的第一頁，則是討論了一個晚上。這個階段養成了我日後的習慣，讀書要慢慢讀。也體現在我自己所組織的讀書會。
也因此，葉啟政老師退休後在世新大學所帶領的讀書會，起初一個星期一本或半本書的進度，我是不願意去參加的。直到也曾經一起用很慢速度閱讀Baudrillard著作的蘇碩斌學長跟我說，他已經把葉老師的讀書會進度拖慢了，我才前去參加。後來葉老師說，我加入以後，這讀書會的進度又更慢了，尤其，再之後賴曉黎也加入了。
其後我們一直是逐字逐句閱讀Nietzsche的著作，也是一本一本循序慢慢讀。但過程中，我可以跟台大資工系第一屆的賴曉黎學長，甚或是葉啟政老師爭辯某個字句的意思，連續兩個星期，以致兩個星期都幾乎沒有進度。
但我必須說，參加蘇峰山學長的讀書會，以及參加葉老師的讀書會，是我的學術之路上最重要的兩個思想躍進的階段。他們兩位，也是從大學時就已經在準備出國攻讀學位的我，最後留在台灣的原因。從中，我也深信，讀書不用快，也不用急著貪多。重要的是細水長流，持續地讀，有一天驀然回首會發現居然已經讀了那麼多，就跟當年每週和葉老師爬山的過程，也是突然才發現，我們居然已經爬上了原本在眼前的高山。甚至發現不知不覺作者的思考已經上了自己的身。
以此理念，我所開授的碩博士班課程，每週的進度都是以三十頁上下為準。實際上，理論性的著作，不只在研究生每學期大約修習三門課的負擔下（這是我覺得開課老師也需要考慮在內的），三十頁就可能很勉強。連上課也大多討論不完，因此我的研究所課程才會每週都是把三小時的課程上成四個半小時以上，甚至上到五個小時。所以，教書對我來說，真的很累。
而備課時，即便是我已經讀過的文本，我的自我要求是，課前我必須精讀一遍。已經熟讀過的文本，每小時十頁就已經很多了。遇到比較困難的文本，備課過程中有時我也會感到煩躁，很難持續專注很久。不只上課前幾天就得提早備課，前一天晚上也經常得熬夜，有時甚至到了早上都還在趕進度。
當然，當年葉啟政老師的課程也是每週一本書，聽說他從台大社會系退休前幾年才改為每週半本書。我從來都是在上課前讀不完文本的。我反而會在遇到難以理解的字句或段落時停下來設法把它搞清楚。年輕時比較幼稚的我，心中想的是，大家都求快，絕對不會把這些關鍵搞通。而我既沒有比別人聰明，也沒有比別人笨，我覺得困難之處，理當也是別人覺得困難之處。所不同者，我靜下心來處理了這些關鍵環節，上課時推進到這些地方時，就是我發揮的舞台。
因此，沒錯，葉老師也說，研究生的唯一工作就是讀書。當年他的期末報告都規定在下個學期開學後一個星期繳交，等於修課學生沒了寒暑假，整個假期都是在閱讀學期中沒有來得及讀完、讀通的文本。所以，讀書求學的過程，其實是很痛苦的快樂著。過程真的很痛苦，但有所得時又很快樂。
所以，我經常跟學生們說，我不相信快樂學習這回事。學習一定是痛苦的，遇到覺得困難的地方，就是進步的關鍵。而真正的快樂是來自克服難關之後、有所得的快樂。不過，後來連葉老師也沒有這麼遲交成績的空間了。老師們遲交成績，甚至還會影響評鑑與升等。
這些年下來，我更加確定，我不是天才。連一輩子全心獻身於著書立說的葉老師，也知道我們後輩所面臨的學界體制已有很大不同。因此，葉老師提醒我們該給自己的要求是，每年一篇自己滿意的論文。這一點，我也很勉強。但至少，絕大多數我所發表的學術論文，我都是真心喜歡的。「幾乎」沒有為了發表而發表的著作。
但同理，我也深知，現在年輕世代學者所面對的體制，又只會比我所面對的更加艱辛。這甚至是我大約從2003年關注SSCI與TSSCI以來，藉由對學術體制的批判想幫自己與後來者鬆動的，卻也沒有成功。
大家知道當年這套評鑑制度主要是誰所推動的嗎？就是那位當過台大校長的經濟學院士管中閔。推動之初，我甚至當面與他對話過，我永遠不會忘記，他說，你們繼續批評SSCI，我們就再推動更詳細的分級。如今，我們也確實走到了還要細究IF值的境地。
某個角度，學術的進步是建立在更年輕世代更為辛苦的學術生涯之上。所有評鑑標準的提高，都是優先適用於新進甚或未來的學界成員。但或許，有些人會主張，至少我們的整體學術表現確實進步了。然而實際上有越來越多期刊論文，從格式開始，就像是從工廠裡生產出來的。為的只是越來越大量的論文，要讓讀者容易抓到重點，就只能長那樣。
學術論文的寫作，乃至學術社會化，變成一個抹殺個性的歷程。讓每個人所寫的論文都只有相似的臉孔。但大家知道嗎，我所敬佩的傅仰止老師也寫過關於Simmel的理論性論文。以及，這麼量化取向的學者，當年上課時跟我說的是，所謂經驗證據也可以是小說等文學作品，也可以是電影。正是這個原因，我才有信心在我的博士論文裡也引述網路小說與日劇的內容。
可是，一代又一代在學術道路上一路順遂的學者們，總是覺得自己的取向才是唯一正確的。一旦擁有權力，也急著整頓學界，發揮行政專才，為自己創造出促進學術進步的功績。這是結構因素，似乎也無法期待一心有所作為的他們不這麼想，不這麼做。
但總要有人跟他們對話，這是別人眼中喜歡打筆仗的我的自以為是。從2003年左右以來就一直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