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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奉獻給台灣的宣教士——我的父親歐保羅
(原刊載於中信月刊，圖是歐美麗全家福，目前已離開泰國回美國教育宣教士)
採訪/尹常
我的父親歐保羅教授（Paul Stephen Alexander，1928.2.3-2014.6.17）安息主懷，我才有機會再回到熟悉的東海大學校園，參加七月六日父親的追思會。……
剛來東海的體驗
一九五八年冬天，當父親初踏台灣到達東海大學時，第一屆的學生剛好讀三年級，當時台灣的綜合大學僅有台大、師大、東海三所。那時姊姊歐安慧(Anne)六歲，大弟弟司提（Stevie）三歲，小弟腓力（Philip）二歲。剛到東海大學那時，校園沒有茂密的樹林蒼蒼，茵草碧綠。每到冬季，著名的「東海風」吹來，真是冷！媽媽在台灣才三個月就很不適應，想回美國，後來才知道是因懷孕的關係。次年十二月，我們家增添了大娣（Dottie）。我叫歐美麗（Emily）在一九六七年出生。三年後，我多了一位哥哥啟光；他是英籍宣教士Gladys Aylward安息後，父親收他的兒子為養子。
剛到台灣，不像在美國的家有壁爐、有烤箱、瓦斯爐，雖有熱水爐，但媽媽常要跑到屋外用木材起火燃燒，很不方便。父親用心良苦，請木匠照著在加州住家客廳的傢俱，一式一樣的訂做，讓家人如同生活在美國，大大減低初到東海的不熟悉感。
是老師也是宣教士
起初生活很苦，但父親的心非常東海；因為他清楚自己的身分不只是教授，更是個宣教士，不論身處哪裏，做甚麼事情，就是要榮耀神，以神為樂，父親曾說，「都因為神，使自己感受到人生有許多可能性，因此總要活出有意義的人生。」
父親年輕時，希望有一天能到海外帶職宣教。這樣的「宣教士精神」吸引著他遠渡重洋，在東海紅土上播下教育的種子，他到東海那年，剛滿三十歲。我不知道，是甚麼聲音告訴父親要在這麼多國家中選擇台灣，做他一生奉獻禾場的決定。我只知道，神使用父親造就了許多與他毫不相關的人，父親經歷許多關鍵的轉折使他願意以生命影響生命，毫無怨言，直到一九九五年退休。他為東海付出了寶貴的卅八年。
我從不同的人，不同的資料閱讀到父親留在台灣的吉光片羽，才發覺他真的是以神的僕人身分奉獻在台灣。父親曾經對我的先生說，「我們是神的僕人，就要聽祂的，不要聽自己的聲音。」他的一生，活出來的就是想讓人知道，「他信的是怎樣一位神。」
我從不同的人，不同的資料閱讀到父親留在台灣的吉光片羽，才發覺他真的是以神的僕人身分奉獻在台灣。父親曾經對我的先生說，「我們是神的僕人，就要聽祂的，不要聽自己的聲音。」他的一生，活出來的就是想讓人知道，「他信的是怎樣一位神。」
近身接觸父親的人，都知道他善於聆聽別人講話，不愛拿著聖經教訓人，和父親熟識的資深教授簡老師對我說，「沒有人看過歐教授發脾氣，也沒有人說過他的不是。」東海大學教會李春旺牧師做了個貼切比喻，港口岸邊常會掛著廢棄輪胎，當漁船入港時，輪胎可以防止漁船撞損碼頭，同時也防護漁船不受損，「歐教授就是那輪胎，不管是在教學、校務、家庭輔導事工、人際衝突的當下，輪胎受到多邊碰撞，其他都沒有受到傷害。」他還說，若沒有宣教士跟隨耶穌的心志，難以做到。
以聆聽代替教導
其實父親在壓力下何嘗沒有情緒，一九六八年七月父親回美國參加退修會，主題是「何謂宣教」。有個十一歲的小女孩說了一個故事，她說有一個宣教士在非洲宣教，有很多土著來求助，那位宣教士沒說太多話，只是用心聆聽，來求助的人竟然都得到幫助，知道該怎麼辦。父親認為神派了個小天使啟發他，讓他重新得力，學會在任何校務上以聆聽代替指導，父親說那是一次的「再呼召」！
我多少受到父親的影響，我和先生如今也是宣教士，在泰國服事。原本先生想在華人地區宣教，所以讀研究所時，選擇和華人「共桌」討論，這是聰明的做法，要宣教就需要以當地語言來溝通，學語言就是要環境，沒有環境刺激，學的只是概念，當能夠用中文順暢的聽，流利的溝通時，就容易事奉。
有次我的先生和父親溝通，他原本希望從父親身上聽他暢談在台灣的宣教精彩故事，「那次是他們兩人單獨談話，父親幾乎是個聽眾。」先生說那次見面，受到很大啟示，他說：「父親很用心聆聽，感覺他真的理解我，完全接受我！」父親成了先生的心靈導師，生命領航者，我們決定的事奉方向雖不在華人地區，卻是在福音需要的地區！
成為宣教士始終如一
成為宣教士始終如一
宣教士，是天國的使者。父親是第一代的宣教士，他珍惜這身分，在家都以身作則教導我們，說得更具體點，就像在培育下一代的宣教士。他曾說，「孩子像鏡子，反映出父母模樣；而父母是反映出基督模樣。」不僅對孩子如此，在教學上也是如此愛學生，在東海期間，他開創了台灣在澤蛙、候鳥與流行病的研究，更付出大量時間與學生一一面談，培養台灣生物研究的人才。父親為生物學奉獻大半生，很多的研究當時在台灣都是啟蒙性的，林國亮牧師說，「對台灣生物界而言，歐教授是開風氣不為師，雖不居功，但他的貢獻是無法抹殺的。還包括和師母一起推廣幸福家庭夫妻懇談工作。」
台灣是我們一家人的感傷地，尤其是我的父母——在東海先後失去摯愛的兩個兒子。一九六五年，我的大哥司提十歲時感染日本腦膜炎病故；不到一個月，小哥腓力（九歲）在東海古堡野餐，失足跌落坑底致死，父親從坑底抱著弟弟上來時說，「還好不是別人……」。父母親多次回美國述職，每次都很掙扎，媽媽說，「所有的一切都在台灣，被掏空的也是在台灣……」，雖然在美國很好，最後還是回到「東海」。
東海是父親的家，也是我的家，我和父親一樣有感傷，有美好回憶。父親決志成為宣教士，一路走來始終如一，一生獻給台灣，忠於神差遣的任務，全力服事。現在這樣的心志也在我的家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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