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之教育 (1996-98)

經典之教育 (1996-98)
這些是我在1996-98間就"經典之教育"所寫的雜感。


經典教育 (1998/11)

“…...不過我青年時代並不理解莎士比亞，…對於他那洞見人類心靈的深邃觀察力也幾乎茫然無知…”（王元化先生談他受到妻子張可啟發，見《莎劇解讀》（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先生九月底在交大上課，提到哈佛大學人文課給他的衝擊。他受的“文化衝擊”經歷如下所述：

“你們或許會覺得我講課有點海闊天空、天馬行空，好像與經營管理沒有關係 ，其實我從事經營管理三十多年，我的興趣包括政治、文化、經濟等，這些都是經營管理之學。
在我求學階段中，大部份的課程都是理工科目，但是我印象 最深刻的教授，卻是大一在哈佛大學的人文學（Humanity）老師，我修這門課 非常辛苦，一個剛從香港到美國念書的學生，就要念荷馬的《伊里亞德》史詩 (按: The ILIAD by Homer 詩體英譯 by Robert Fitzgerald , New Yoork: Anchor Press, 1974)，這個作品好比中國的《詩經》，你想想一個外國人懂一些中文，就要去念《詩經》是多麼困難。我在《伊里亞德》之後，還要念羅馬詩、密爾頓的《失樂園》等書，這 些都是西洋文化變遷中不同時代的代表作，這位教授的樣貌現在還深深在我眼前，很瀟灑、很天馬行空，可是他對西洋文化的變遷俯拾皆是，毫不費力如探 囊取物，但是我早已忘了教我牛頓三大定律的教授。”

我看了這些話，想起了：

1. 1995年的一篇相關文章青年領袖的人文教育。如附供你參考。

2. 近來到MIT網站，知道「哈佛畢業生領導麻省理工」為MIT之一痛，所以強調必須兼顧人文......

3. 共同體（社區），研究、教學（術）三層兼修，乃為MIT下世紀教育主軸。 史坦佛大學也開設「由經典學管理」，可參考《經典管理－世界名著中的管理啟示》（天下文化、張定綺譯）。這種課程國外例子不勝枚舉。這種教學，或許華人戴明學院可以試一下。但大家應有世界眼光和胸襟，不偏不倚。應該可以試行以精讀的方式，一學期讀一部作品就好。

4. 名教育家梅貽寶先生1973年曾把類似教育在東海試過，大概是“英文”書本太多，太令人生畏，效果大打折扣。其實，經典可能對有歷練過的成年人更有啟發性。


5. 近來知道英國有學者發展出以古典名劇《伊底帕斯》為例，說明如何衡突、合作的Drama Theory（這與Game Theory不同）。可見這個經典之作，除了富人生的張力之外，更可以用新角度去開創管理科學新領域的學問。

6. 其實，人問Peter Drucker 先生如何學好管理，他也許會回答：「好好地學某一們才藝、某一種樂器等」，因為這些的道理是互通的。

7. Karl Popper的《自傳/回憶錄》(Unended Quest; An 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 1976, ISBN 0-415-28590-9) 中說他們奧國的傳統是未成年前要學一手藝，他去學木匠。德國人學作學徒。

這些在有“人文意識”的人的反省下，都成美事。

新作品、新局勢、體驗必使過去經典作品對於全體的關係、比例、價值有所修訂調整，因此，經典可以活下來，讓人溫故新。不過經典一定是觸及人的智情意上的一些難解的衝究。



青年領袖的人文教育

去台大聽了一場「通識講座」，主題是「知識份子與二十一世紀」。我聽了「海商文明與二十一世紀知識人」，沒有什麼收穫，史識有限。不過，該教授指出一些世紀現象，例如多國籍企業的神通廣大，微軟公司董事長Bill Gates舉足輕重等而不可不知，這些常識的確很「通識」化。可惜的是，大學中的人文或通才(識)教育，大多不夠深入，未具批判、反省的角度，所以我認為這種課程，應排在高年級，作為修養學分。

其實，我們要學美國學校的核心價值等博雅或通識課程，很容易走樣。一來是許多西洋古典尚未有譯本，另外，如果沒有討論的課程，很難有所啟發。以前(1973)梅貽寶教授到東海客座即使是小班的通才課，由大三、大四學生選修，成效仍然大打折扣。也許這玩藝要像林毓生教授講的芝加哥大學經驗：「比慢」即精讀經典，由一流學者導讀才成。不過，這種通識課程之品質體驗，雖然令人失望，不過不可否認已漸重要，這不僅在大學如此，更為企業或社會上有識之士的認同。

我在＜松下幸之助的教育觀＞一文中，已稍為介紹「松下政經墊」的領袖教育(立報1995年12月18日)。最近在《經濟學人》上看到日本「富士全錄」的最高主管 (小林陽太郎 ，Yotaro Kobayashi先生， 1933-2015)的看法：

小林陽太郎先生熱切地堅信，年輕一代最迫切需要的，莫過於心胸要寬廣，眼界要高，他的學習經歷中最有影響力體驗，乃是年輕時候，有機會上美國的Aspen Institute (為一具前瞻性的領導學、工作學研究機構)。小林陽太郎先生在那兒，並沒有直接學「為商之道」，反而受鼓勵研讀柏拉圖。所以他在六年前，依Aspen Institute樣，在日本成立「Armagi Institute」，使得日本工商人士能有機會研讀某些西洋大思想家、文學家的原典，開眼界，思想進而能著眼於更寬廣的問題上，諸如「全球化」或「公正的本質」，而不為公司的細節所泥。

這種做法，在日本蔚為風氣，例如廣告界中的電通公司已自力成立人文研究院。（事後，向日本富士全錄公司詢問，知道該研習會實在為日本IBM等公司所主辦。）

這種原典的體驗，其重要性是無庸置疑的。最近黃仁宇教授在歷史博物館發表＜如何確定新時代的歷史觀－－西學為體，中學為用＞一文中，指出「近代西方政治哲學與經濟思想之大勢所趨--從1576年法國人波丹的《國事六講》」到黑格爾的《權益之哲學》，說出他的經驗是：

「如對上述綱要或類似的了解充分掌握，對於中國近代史之展開，必多積極性的看法」(p.13)，

黃教授不惜冒抄洋大學「通識」課程的「常識」之譏，指出了解歷史時，理論及思想的重要，這是很值得我們三思的。

台灣有此眼光的教育家也不少。個人深深佩服大同的林挺生教授，多年前就創辦「協志」業叢書，嘉惠多少學子。他更在大同內多次親授亞當史密斯的《國富論》，近年來，除授課外，更把亞當．史密斯的《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有中譯本《道德情操論》北京: 商務印書館等出版社）及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翻譯出來，在《大同月刊》上發表。數十年來，不改其志，令人欽佩。

可惜的是，以林陽太郎先生的才識及影響力，竟然未能成立一公益事業，嘉惠更多的青年學子及社會人士，誠令人惋惜。我認為林先生最起碼要成立一「協志學院」，傳播更深遠的人文思想，因為唯有如此，才是「百年樹人」的大業。個人希望我們的工商企業，更富人文教養，也更富傳播人文教養的責任。---1996.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