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作就是我的學生。」~林載爵《東海風：東海大學的歷史》，台中：東海大學（執行主編），1995，pp.166~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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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我可能只認識外文系的張嚶嚶小姐(可能還不認識鄭蓮英、張嵩文等等....)，然而，也許有幾個學姊寢室，不會太尷尬......
從練老師的文章 緬懷令人永遠懷念的 社會系 練馬可教授（Mark Thelin）
我是屬於傳教士第二代，一九三三年出生於福州，我父親是協和中學的副校長，專長是農業推廣，母親在那兒教英文和音樂，他們都是非常虔誠的教徒。一直到內戰發生，就是閩變吧，母親才帶著我離開福州。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母親又帶著我和弟弟經香港回美國。父親則留在大陸，因為他支持蔣介石先生的政策，不論戰爭與否，教育必須持續下去，所以他與協和中學的師生在一起，直到一九四三年才回美國。一九四七年，抗戰勝利後，我又回到福州，隨即到上海去唸美國學校的初三。不料，一九四九年，大陸整個兒落到共產黨的手裡，我只好回到美國南達科塔州，寄住在叔叔的農場裡。一九五一到一九五五年，我在奧柏林學院主修社會學。
傳教士的第二代登陸台灣
畢業後透過奧柏林山西基金會，申請服務，被分發到台灣來。這個基金會是為了紀念一九OO年義和團暴動中，在山西省遇害的一群奧柏林傳教士，後來由熱心的奧柏林校友發起成立的。一九一八年，基金會派遣第一批教員到山西銘賢中學教英文。一九四O年左右，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基金會有好幾年都不再派遣新的教員到中國。一九四九年，共產黨佔據大陸以後，基金會改派英文教員到日本、印度和台灣。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五年，第一批到台灣的教員，被派往台南長榮中學任教，我則是第二批。記得是一九五五年十月七日，我由西雅圖搭乘洛克希德公司(Lockheed)新型飛機──「星座號」(Constellation)，花了廿六小時飛抵東京，與親友們在那裏待了幾天，十月十二日飛抵台灣。為什麼我記得那麼清楚呢？因為一四九二年的十月十二日正好是哥倫布登陸美洲，一九五五年同一天我登陸台灣！
剛來的時候坦白說，我對台灣沒有什麼印象，只知道她經過五十年日本統治，社會結構與中國大陸不全然相同，但其實我對中國的大文化認識也很模糊，在福州時我畢竟只是個孩子而已。一九五六年，那時候的文學院院長吳德耀先生請我考慮回美國進修，因為東海準備要成立社會系，我說讓我想一想，考慮六個月吧。說實在那時候我的第一志願，是想回美國考試受訓，進外交部當官員。隔一年呢，我還是接受了吳院長的建議，回到奧柏林修了一年碩士，之後又到北卡羅萊納大學 (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 花了三年半取得社會學博士。一九六二年二月十八日，我又回到大度山上。
極有個性的曾校長
第一次見到曾校長，倒不是在東海，而是在一九五五年，春天的奧柏林。第一印象是他戴著圓圓的眼鏡，穿著一襲長袍，好像是個儒家人物。不料他的英文非常非常好，如果不見其人，只聽其音，你會以為講話的是個受過良好教育英國紳士。吳院長那時跟在他旁邊，西裝畢挺，好像個企業家，我以為是這個中國老先生的翻譯員。
曾校長頗嚴肅，不輕易說話，但是他也會開玩笑，他的幽默全是古雅的英國式，用了非常多的典故，如果不專心聽的話，就不能心領神會。譬如我聽人家說過這樣的一個笑話，曾校長第一次坐飛機啊，他透過圓圓的窗口向下望，滿眼都是稻田，隨口就說：「All the rice down below would be consumed by mouths!」你看看，這就是典型的曾氏幽默。他演說時國語極漂亮，稍微休息，自己隨即用更漂亮的英文翻譯一遍，不假思索喔！我有一次非常深刻的印象，是在一九五七年六月，校長交接之前，曾校長有一次介紹吳院長時，先用中文說：「他比我好o」接著自行翻譯時，卻說：「He is as good as I ！」，不知曾校長是不是無意的，但我一直覺得這句話很妙，很有意思。
曾校長在台北時，和他的姊姊曾寶蓀住在一起，在東海，則是獨住，但有一位傭人照顧他。他是貴格會員，生活十分嚴謹。走路很有尊嚴，四季一襲長袍，我只在他退休後，和他在台北青年會吃飯時，看過他穿一次白襯衫，而且是不紮進褲子的唐裝式穿法。他治校是全心全力的投入，開會時效率極高，因為每次提案需要表決的時候他都會說：「如果沒有人反對，就算是通過了。」這就是他的獨特作風。六十五歲他要退休的時候，學生覺得如果他一走，東海就沒希望了。大家就開會，集體絕食，想要挽留曾校長，這種事在五十年代的台灣還是破天荒第一遭。
參加了創校典禮
一九五五年十月中旬我抵達東海，先和七名志願新生、吳司機一起幫忙搬東西。十一月二日開學典禮，那一天天氣還不錯，沒有樹，後來很有名的東海風已經吹的很厲害了。學校剛蓋了一點點建築物，我記得男生宿舍是四棟，女生宿舍三棟，創校典禮和月會，都是在位於現在十五棟的倉庫——臨時禮堂舉行。那時中港路還沒鋪柏油，只是一條泥土路，我們坐公路局的車上來，每個人一下車，第一個動作都是先拍拍頭，撲掉滿身的灰塵。
說起早年的東海生活啊，就像個大家庭，我住在男舍第二棟，和艾大衛住在一起，曾校長就住隔壁的隔壁，我早上常常碰到，他正好也在浴室裏洗臉。剛來台灣的時候我不太適應，四個月內，體重掉了三十磅，後來又增加十磅，我想是因為生活正常吧！曾校長擔心外國教員吃不慣食堂裡的飯，要求外國教員一起開伙吃中飯，我常到柯安思家裡吃，曾校長還規定我每個禮拜到牧師家吃頓西餐。雖然大家生活清苦，物質條件不是很好，但是過得還蠻快樂的。我問過一個家住台南的男生，一學期只回家兩次，他倒一點也不覺得苦。而且，我曾經約略的估計過，那時候的學生衣服只有兩套，一學期伙食費，食堂包飯才兩百四十元，一直到一九六二年時，全年學雜費及生活費只要八千元。
不得了的東海風
生活裡頗多趣事，東海的水塔比宿舍高，水壓過大，水龍頭常突然爆開來！我後來搬到男舍七一一室，那個東海風啊，真不得了！有一次測出來，風速每小時高達廿五到三十英哩。朝北的門特別辛苦，很難關上。灰塵大，半個小時就積滿桌面，掃都掃不完。冬天也很冷，有一年降到華氏卅八度，換算成攝氏大概只有三度。我跟學生吃住都在一起，我和他們打籃球，到夢谷烤肉。我也參加合唱團，指揮就是後來的圖書館館長鄭得安先生。學生則教我說中文，跳土風舞。
我在中國出生，在台灣待了這麼多年，我的中國話至今仍然是白話文，沒有什麼文言文的味道。小時候在大陸，家裏講英語，和協和中學的學生講中國話，出去玩會講一點點福州話，但現在已經忘得差不多了，只記得一句：「你會講福州話嗎？」中國語從小就學，在上海念高中時，老師強迫我們每學期背五百個方塊字，還要考試，但是我的程度比別人稍好一點。一九五五年我從美國要到東海之前，還先到耶魯上過三個月的華語密集班，每周廿小時，由兩個在北平出生的美國傳教士和六個北平人輪流跟我們對談，非常有效，他們的中文說的非常標準，可惜時間實在太短。
通才與勞作
通才教育現在已經消失了，十分可惜！我自己在奧柏林學院時，一、二年級就是先接受通才教育，課程包括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數學、語文和英文作文，到了三、四年級才上專門教育。我記得一九五六年東海實施通才教育的時候，理學院的人抱怨最多，覺得浪費太多時間。一九六O年代，吳校長曾開辦一個叫作「社會科學綜合討論」的課程，觀念很新，是由學生輪流上台報告，效果顯著，如果能夠恢復，特別好。
流傳至今的勞作制度，是聯董會特地從美國請來高齡六十五歲，剛退休的蕭查理博士規畫指導的，之前他在美國貝利亞學院推動勞作教育非常成功，到了東海他以身作則，常常自己帶頭做勞作，學生們對他非常尊敬，甚至可以說是崇拜。繼任的亨德博士，組織學生到大肚山頂四個村落去做社會服務，他們利用假日到村裡做排水溝，提供醫療服務，或者找個三合院，放放電影，教村民跳跳方塊舞。這個勞動服務的精神可以說是一貫的。現在學生人數增加太多，勞作制度大受挑戰，如何分配有意義而且足夠的勞作，可說是很大的難題。我也曾經建議過將學生勞作推展到校外的社區，現在東海學生人數十分多，應該更能夠提供這種社會勞動服務，並且必須具備「實質性」(substantive)的內涵，而非只為「做工」而已。
教授相處融洽
一九六二年，我搬進東海路廿五A宿舍，一九六五年回到美國，次年四月結婚，九月底回到東海後，仍住在廿五A，一直到現在。我經常和教授們一起聚會，覺得東海教授的陣容很堅強，學問很好。我還記得政治系的徐道鄰教授，博通百家，口才風度都是第一流。他是從柏林大學回來的，能說三四種語言，兼有文學、歷史、政治、藝術、社會的涵養，上他的課真是一種福氣！如果東海能多一些這種老師那就好了，通才教育也就會有希望。教授們彼此之間也很融洽，從前我們每個月都有一次教授聚餐。有一次我和一位中文系教授方師鐸聊天，剛好那陣子詹森總統宣布不連任，因為他的越戰政策失敗，必須下台。方教授是留日回來的，笑著說這種事情如果發生在日本的話，要切腹！在中國的話，就辭職。而在美國，頂多是不連任而已。從這個笑話裡，我們可以感受到國情的不同。這樣輕鬆而有意義的聊天現在已經很少了，教授之間也不像從前那樣團結和諧了。我覺得重建東海以前的團結，可以從小單位開始做起，例如現在學生流行的學長制、家族制都很好，這比較有可能回復到東海的精神。
重建東海的理想主義
現在回首，才驚覺到時間過得好快，東海的改變十分大，幾年前一位在美國住了十年的老朋友回來看我，當我們一起站在牧場上遠看台中盆地時，他問我說：「 Where have a11 the greens gone？」我無言以對。東海早期理想主義甚濃，學生覺得自己有一個責任義務，去創造這個學校的傳統！當初我拿到學位時，所長還曾經認為回到台灣簡直是浪費我所受的良好教育，但是我堅持已經對東海有所承諾，一定要回來。現在，社會系所有十七個專任老師，算算有一半是我的學生，回想當初的決定，從來沒後悔過，因為我曾經參加過創造這個學校的傳統，我覺得這輩子的根是在東海。我看望東海的未來，大學部能再度受到重視，提升大學部的水準。雖然我們已經有研究所了，即使東海將來變成第一流的研究機構，但可能我出身奧柏林吧，仍然衷心希望重振通才教育。
我這一生沒什麼驚世的大作，我的大作就是我的學生。
（本文摘自《東海風──東海大學的歷史》，﹝台中：東海大學，1995﹞，頁166~169）
1971年11月，兩位東海大學師長的演講稿
練馬可的〈理想、創造性和東海大學〉(1971在校內講，發表在中央日報； 漢寶德的 〈國內都市計畫事業的基本難題〉 在台大社會系講，發表在境與象，1971.12
2018.10.21
(今天從陳續升先生處知道Dr. Mark Thelin 練馬可教授過世了。謝謝陳續升先生提供徐學長的譯文的文字檔。我認為將它貼出來是對練馬可老師很深的懷念。)
練馬可的〈理想、創造性和東海大學〉(1971在校內講，發表在中央日報； 漢寶德的 〈國內都市計畫事業的基本難題〉 在台大社會系講，發表在境與象，1971.12
2018.10.21
(今天從陳續升先生處知道Dr. Mark Thelin 練馬可教授過世了。謝謝陳續升先生提供徐學長的譯文的文字檔。我認為將它貼出來是對練馬可老師很深的懷念。)
理想、創造性和東海大學[1]
練馬可 著
徐錚 譯
今天早上我很高興有機會在這裡講一個對我非常有意義的論題：「理想、創造性和東海大學。」我的目的是要激發討論，這也許會有困難，因為我們不是要對某一個特殊的理念做有系統的探討，而是對理想及其創作性作一般性的探討。
東海是十六年前開始招生的，最初那兩三年裏面，各階層（教師、學生和行政人員）都充滿一種真正的理想主義氣息。每一個人都「捲進」了一件創造性的事業：我們正在創建一所大學。那是一種全新的、使人興奮的責任。對於未來的信念是「興盛」，雖然它的定義十分模糊。社區（編者註：東海大學創校之初，師生全體住校，學校為一社區）裏大多數人都毫不在乎當時那種洋洋盛哉的灰塵和「東海風」、侷促的教室和實驗室（譯註：東海建校最初兩三個月裏，教室、實驗室和圖書館都暫設在男生宿舍）、經常發生的停電和抽水系統的故障。無論如何，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為什麼我們要對東海要求過高？何況這個學校的創新中，包括了一些相當有意義的實驗，諸如勞作制度和通才教育等等。
儘管有這些困難，在許多方面，最初那兩三年是最美好的日子。我們這些始終在東海的人，或許會因思古之幽情而對那段「太平盛世」有過多懷念，不過這所大學在精神上也的確有了值得注意的變化。現在，我們已經變得太過急切，期望東海的遠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實現，而事實上這些遠景不一定能全然實現，這點正是我們當前所處困境之部分。當初東海可以大跨步地克服在教學設備、圖書來源和宿舍供應上的短缺；今天許多人對同樣的限制卻已感到焦躁、挫折和失去希望。我認為我們應當好好想想：羅馬雖然不是一天造成的，卻也不是兩三天就造成的。
我剛才所說的或許太過消極。很明顯的，我們的學校成立以後，在短短時日內就獲致了可觀進步。我認為我們可以不帶一點自誇地說：東海已經克服了許多困難，成為臺灣一所出類拔萃的學府。但是光這樣是不夠的，一所領導性的大學，如果裹足於既得的成就，是不能長久維持其超羣地位的。任何一所領導性的大學，都必須不斷置於革新和重建的過程，時時致力於把舊有中最好的與創新中最好的結合在一起，以達成教育的目的。
這使我想到，今天東海關鍵性的問題是「參與」（involvement）。這所學校創建之初，我們大多數人都有一種感覺：自身被直接「參與」了一種事業，去成就一些儘管有限、卻是屬於自己的貢獻，去建造這所大學和去鎔鑄它的傳統。對於那種由「我們」造成的情境，是真正出現過一些極具創造性的工作。但那以後發生了些什麼呢？我們現在對東海已經日趨冷漠，把目前的情況視為有著難以克服的困難，如果不是認為根本不可能的話。這就是說，我們已經失去「直接」和「個人參與」的感覺了。我們對於「能得到什麼」想得很多，對於「能給予什麼」卻想得很少。我們追求每天、每週事務的常規，我們充滿一種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想法；不管表面上我們如何「忙碌」，內裏依然是漠不關心，並且愈來愈喜歡批評！
一位著名的英國建築師Christopher
Wren有一則故事。一次他視察所設計的一座教堂，詢問三個砌牆的工人每人幹些什麼。第一個回答：「我在砌牆。」第二個說：「我在幹活兒賺錢。」第三個泥水匠給了特別有衝擊力的回覆：「我在蓋一座教堂。」三個人在同樣的地方、同樣的時間、做同樣的工作，卻有如此不同的展望！
現在我們也許可以問：甚麼是理想與創造性二者之間的關係？這個答案剛才已經暗示過了：用一種社會科學的說法來說，這兩者是一對相依的變數。你發現了一個，通常也會發現另一個。抑有進者，在我看來理想在多數情形下都先於創造的元素而生。飛行的理想，先於發明飛機的創造；為上帝造一座聖堂的理想，先於建築師的設計和實際的建構。
雖然理想的確是自然的經驗錘煉而來，但同樣正確的是理想凌駕於經驗之上且超越經驗。我們對於一所美善的大學──這是可以定義的──的理想來自過去許多世代的經驗，然而這種理想的內涵卻不為過去的經驗所限。我們要致力把目前的活動和經驗加以塑造，使之適合我們的理想，而這種塑造直到目前都是辦得到的。
如果我們希望鑄造我們的行為、我們的活動來適合一種理想，我們必須怎麼做？我提出兩個我認為特別有意義的字眼：「參與」和「責任」。
我們必須要「參與」進具有當前一切限制的情況中去；這種參與必須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必須是建設的，不是破壞的；必須是一種「必要的參與」，使本社區的每一份子，都永遠警覺到要把我們的理想作創造性表現的責任。
「參與」意謂著「接受責任」。如果我們真正參與進一種境況，我們必須接受責任去求有所貢獻於那個境況，不論是加以維持或加以改變。這種責任不能轉嫁於任何其他人。轉嫁意謂從參與中擺脫出來。套一句美國俗語：「我們是在轉手牡鹿。」（譯註：牡鹿意指應負的責任）實際上我們自己在說：「我不喜歡現狀，可是我沒有能力作什麼改變；要改變是某某、某某的責任。」這裡的「某某」，我們可以代入一些字眼，諸如「校長」、「院長」、「全校教師」、「在紐約的聯合董事會」等等。毫無疑問，所有那些人都對東海當前的情況負上某些責任；可是要聲稱這全該由他們負責，而與我們無關，這除了或許會助長對立和不滿以外，是絲毫無補於實際的。
紐約市前任“Director
of Public Works＂Robert Moses有一次憤怒地宣稱：「責難的人對實際情況無絲毫貢獻！」他的意思很清楚，責難的人沒有參與進那個境況之中，根本不知道他在說些什麼。對基督徒來說，沒有一種情形是糟到無可救藥的。每一個境況及置身其間的人，都在佇候上帝的拯救，可是拯救要如何實現？這個答案我已經再三說過：要賴「人」來實現。以我的看法，基督徒甚至不能有絲毫餘地說：「讓上帝去做」、「那是上帝的事」。如果上帝是全能的，他自然有力量產生一個奇蹟，使為難的境況變好；但重要的是，他經常假人手來造成「奇蹟」。這就是說，我們就是上帝的眼、上帝的耳、上帝的手足，甚至如果冒著被視為離經叛道之險的話，我們還可以說，我們就是上帝的頭腦！上帝是無限的，人是有限的；然而如果我們說上帝是以他自己的形象來創造人，那麼我們必須同樣假定上帝已賦與人思考的能力。因此，上帝期望人類運用他自己的心智，好好地運用他自己的心智！這不是說給人類特權去「替天行道」，而是說人類有一種嚴肅的責任，要在他自身所處的任何境況中，全心全意地善用他所有的包括心智在內的能力！
在這樣的脈絡裏，「讓上帝去做，這是祂的責任」的觀念，容易流於把袖手旁觀視為理所當然。這是不是說我擯棄了神的靈感呢？不完全是這樣；毋寧說我相信這種「靈感」的產生，在形式上會具有廣泛的差異性──從靈機一動到須經長時期試誤才能得到的悟解。
讓我以幾個實例來闡明我的意思。
幾年以前，有一位詹姆士．亨特（James
Hunter）教授在此間講授鄉村社會學。他對大度山嶺的四個村落發生了興趣，他希望能做些事情，幫助這幾個村落改善生活條件。亨特先生想出幾個方案來達到這個目的，其中最有意義的是一個自來水系統來取代用之多年的汙濁的蓄水坑。
五年前的春天，亨特先生去世了，一項紀念他的基金成立，亨特夫人要求把這筆錢用於改善嶺上某種生活方式以作紀念。於是，與鄉民代表舉行了一連串的會商，其中有一項建議被提出來，就是在村中常設一位護士為村民配藥和接生，這項基金可以用來補貼護士的薪水。當時發現這筆款項如果在本地投資，所得利息大約是一位護士薪水的三分之一；亨特夫人建議由村民共同負擔不足之數。這個提案稍後就交由正在這裏舉行的會議中討論，而村民代表反應十分消極。他們當場估算了一下，顯示每一家全年所分攤的金額雖只不過新台幣八元七角，代表們仍然不願意接受。一句話，向一家之主收錢，不管多少，都是難之又難。會議就此散去，這些代表騎著摩托車和一輛嶄新的腳踏車分道回家。每輛摩托車我估計大概要新臺幣一萬元，而腳踏車的售價大約也在千元上下。
這就是一個需要一種創造性對策的問題。村民並不貧窮，他們十分樂意用積蓄的錢去購置私人產業，這點是無可非議的；另一方面，對於那些他們個人也許不能馬上得益的社區服務，卻十分不願意出錢，那怕那些錢只佔他們收入的九牛一毛。嶺上平均每個月有二十個嬰兒出生，如果一位駐村護士別的什麼事都不做，單單只是接生就可以成為一樁非常有意義的社區服務了。這個問題的解答是什麼？有那些可能的行動途徑？我們這些作為東海社區一份子的人，如何能變得「具有創造性」地參與進對適切解答的追求中？我不以為這些答案可以在標準的鄉村社會學教科書中找到。或許東海孤芳自賞已太久了，或許我們瞻視校園以外的各界需要的時刻已經來到了。或許當變成如上面所言的參與之後，我們可以更接近我們要建立一所美善大學的理想。
第二個「具有創造性的參與」的問題，是關於東海本身的財政情況。最近幾年中，好些新的建築已經矗立在校園裏；如：工學院、新的生物系館、女生餐廳以及施工中的圖書館擴建新廈等等。撇開這些設施上的增進不談，對於未來卻別有一種憂慮存在；就是東海要如何解決那高水準教育學生所必需的、愈來愈高的成本？一項非正式的籌款活動已經在進行，可是對於能否成功大家卻抱有相當大的懷疑。許多理由都可用來解釋這一點，我認為其中有三個是特別有關係的：
(1)一般公眾認為東海是有錢的「美國」學校。如果這個瞭解是對的，我們這些東海社區的居民應該試著去改變大家這種印象。這個任務是我們全體的，因為每一次我們和校外人士接觸，我們就都已經是以某種形式構成公眾對東海的印象了。
(2)一般公眾認為東海與周圍社會的生活太過疏遠、太漠不相關。如果這點是真的，那正如我早已建議過的，我們必須打破我們這種象牙塔式的隔絕，並尋求一種對今天臺灣生命的更深入的「參與」。這種參與可以有許多形式，可以包括有各種生活方式的人；比方嶺上的村民、散居臺中各個孔道的住戶、工廠工人和商店店員、政府公務員和公司經理。
(3)發起一項募捐運動的想法與中國人的心理極不相容，這好像是把學校置於一種如同窮人乞求施捨的地位。有好幾種原因，造成這樣不幸的混淆，最重要的一個是一種價值觀念：「面子」。
如果這些說法都是對的（我相信是對的），那麼讓我們從這裏學習一個教訓：在西方能夠成功的募捐方式，在這裏不一定也行之有效，於是問題就變成：什麼樣的方式「才」是在此間有效的呢？如果無成法可循，那麼我們自己來發展出一些方式，即使這意謂著我們要獻身於一種可能為時很久的試誤歷程，也在所不惜。
為了怕各位以為練馬可已經完全變成「錢癡」了，讓我們來建議一些主要是非財務性的，也可以走出象牙塔的路子。學校的首屆勞作日（Clean Up Day）看來確實是成功了。我們能不能把這種同樣的想法，在技術上修正一下以後，推行到校園以外的社區去？甚至就近在校門口對面實施也不妨。這樣一種合作新鮮的涵義之大，是不言可喻的。或者我們還可以在臺中市某些地區推行一種一兩 週一次，持續性的復健計劃（Program of Recreation），由東海學生擔任志願工作；這樣那些地區的兒童一定可以得到很大的助益。一個例子是：每當工作營安排到大雅盲童育幼院去，那裏的孩子就會為我們的學生下午所安排的同樂節目而歡欣雀躍不已。我們難道不可以把同樣的想法推廣開來，比方說每個月去一次像嶺光小兒麻痺院那樣的地方？
這些想法僅僅是拋磚引玉，或許可以使得我們去思考某些特定的方案或行動，使得東海與校園以外的世界更加密切關連。
這篇講詞除了一些必要的修訂以外，早在1967年1月11日 我就發表過了，這點有人或許會覺得意外，那時我在此間已經接近五年任期的終了，我想此時把原稿拂去積塵重加審視，或者可算是適當的。我的感想可以扼要地撮述如下：
過去四年半中，這裡已經有了積極的改變。像我已經提過的新校舍的構建，就顯示出有形的、或說物質一面的改變。在非物質一面，現在有了兩個研究所：一為中文，一為歷史。有了音樂系，有了華語教學中心及其他五個研究中心。校友室現在也充滿了活力。通才教育的革新，心理輔導和社區發展等等專案計劃，也得到了財政資助。僅以一個課外活動社團為例，連工作營委員會也在實驗新的想法──寒暑假長期工作營；那有兩週的時間，而不是通常學期中只在週末舉辦的那一類。
在我看來，大部份改變顯然都是朝向美善的改變。雖然這不過只代表一個開始，但如果能由具有創造性、負責任的人，那些「參與」於其間的人，有效地推展下去，這些工作會大有貢獻於減少我們目前的隔絕狀態，動態地重塑東海的形象，使東海變成一個由「那些行動」所代表的地方──不論是仍置身象牙塔內，或已劈出其外，都將被包攝在內。
總括說來，要達成我們對於一所美善大學的理想，我們全體必須更深沉地參與進東海和它周圍社會的生命中去。我們必須承受責任，並願意為此責任所要求的犧牲奉獻。我們必須善盡一切努力，以耐心跑完置於我們前面的競賽。唯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打開前途，才能保有創造性，才能時時驚醒於一切可能的做法。經由這些做法，我們的理想能更接近於實現。
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寫道：
「理想如同星辰
永遠觸摸不到
但是正像荒漠甘泉上空
古老的、逝去的蜃樓幻景
可以用他們作指引
追隨下去
就能達到自己的天命」
【原文刊載：練馬可著，徐錚譯，〈理想、創造性和東海大學〉，《中央日報》， 1971年11月1-3日。】
[1] 練老師曾三次以此為題發表演講。第一次在1967年1月11日 他來東海擔任社會系老師任滿五年之期；第二次在1971年11月1-3日，他把這篇講稿發表於《中央日報》，一時引起很大的迴響；第三次在1999年8月28日 東海學生為他辦的歡送會上，他再度以此為題發表演說。
***
從練老師的文章 緬懷令人永遠懷念的 社會系 練馬可教授（Mark Thelin）
我是屬於傳教士第二代，一九三三年出生於福州，我父親是協和中學的副校長，專長是農業推廣，母親在那兒教英文和音樂，他們都是非常虔誠的教徒。一直到內戰發生，就是閩變吧，母親才帶著我離開福州。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母親又帶著我和弟弟經香港回美國。父親則留在大陸，因為他支持蔣介石先生的政策，不論戰爭與否，教育必須持續下去，所以他與協和中學的師生在一起，直到一九四三年才回美國。一九四七年，抗戰勝利後，我又回到福州，隨即到上海去唸美國學校的初三。不料，一九四九年，大陸整個兒落到共產黨的手裡，我只好回到美國南達科塔州，寄住在叔叔的農場裡。一九五一到一九五五年，我在奧柏林學院主修社會學。
傳教士的第二代登陸台灣
畢業後透過奧柏林山西基金會，申請服務，被分發到台灣來。這個基金會是為了紀念一九OO年義和團暴動中，在山西省遇害的一群奧柏林傳教士，後來由熱心的奧柏林校友發起成立的。一九一八年，基金會派遣第一批教員到山西銘賢中學教英文。一九四O年左右，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基金會有好幾年都不再派遣新的教員到中國。一九四九年，共產黨佔據大陸以後，基金會改派英文教員到日本、印度和台灣。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五年，第一批到台灣的教員，被派往台南長榮中學任教，我則是第二批。記得是一九五五年十月七日，我由西雅圖搭乘洛克希德公司(Lockheed)新型飛機──「星座號」(Constellation)，花了廿六小時飛抵東京，與親友們在那裏待了幾天，十月十二日飛抵台灣。為什麼我記得那麼清楚呢？因為一四九二年的十月十二日正好是哥倫布登陸美洲，一九五五年同一天我登陸台灣！
剛來的時候坦白說，我對台灣沒有什麼印象，只知道她經過五十年日本統治，社會結構與中國大陸不全然相同，但其實我對中國的大文化認識也很模糊，在福州時我畢竟只是個孩子而已。一九五六年，那時候的文學院院長吳德耀先生請我考慮回美國進修，因為東海準備要成立社會系，我說讓我想一想，考慮六個月吧。說實在那時候我的第一志願，是想回美國考試受訓，進外交部當官員。隔一年呢，我還是接受了吳院長的建議，回到奧柏林修了一年碩士，之後又到北卡羅萊納大學 (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 花了三年半取得社會學博士。一九六二年二月十八日，我又回到大度山上。
極有個性的曾校長
第一次見到曾校長，倒不是在東海，而是在一九五五年，春天的奧柏林。第一印象是他戴著圓圓的眼鏡，穿著一襲長袍，好像是個儒家人物。不料他的英文非常非常好，如果不見其人，只聽其音，你會以為講話的是個受過良好教育英國紳士。吳院長那時跟在他旁邊，西裝畢挺，好像個企業家，我以為是這個中國老先生的翻譯員。
曾校長頗嚴肅，不輕易說話，但是他也會開玩笑，他的幽默全是古雅的英國式，用了非常多的典故，如果不專心聽的話，就不能心領神會。譬如我聽人家說過這樣的一個笑話，曾校長第一次坐飛機啊，他透過圓圓的窗口向下望，滿眼都是稻田，隨口就說：「All the rice down below would be consumed by mouths!」你看看，這就是典型的曾氏幽默。他演說時國語極漂亮，稍微休息，自己隨即用更漂亮的英文翻譯一遍，不假思索喔！我有一次非常深刻的印象，是在一九五七年六月，校長交接之前，曾校長有一次介紹吳院長時，先用中文說：「他比我好o」接著自行翻譯時，卻說：「He is as good as I ！」，不知曾校長是不是無意的，但我一直覺得這句話很妙，很有意思。
曾校長在台北時，和他的姊姊曾寶蓀住在一起，在東海，則是獨住，但有一位傭人照顧他。他是貴格會員，生活十分嚴謹。走路很有尊嚴，四季一襲長袍，我只在他退休後，和他在台北青年會吃飯時，看過他穿一次白襯衫，而且是不紮進褲子的唐裝式穿法。他治校是全心全力的投入，開會時效率極高，因為每次提案需要表決的時候他都會說：「如果沒有人反對，就算是通過了。」這就是他的獨特作風。六十五歲他要退休的時候，學生覺得如果他一走，東海就沒希望了。大家就開會，集體絕食，想要挽留曾校長，這種事在五十年代的台灣還是破天荒第一遭。
參加了創校典禮
一九五五年十月中旬我抵達東海，先和七名志願新生、吳司機一起幫忙搬東西。十一月二日開學典禮，那一天天氣還不錯，沒有樹，後來很有名的東海風已經吹的很厲害了。學校剛蓋了一點點建築物，我記得男生宿舍是四棟，女生宿舍三棟，創校典禮和月會，都是在位於現在十五棟的倉庫——臨時禮堂舉行。那時中港路還沒鋪柏油，只是一條泥土路，我們坐公路局的車上來，每個人一下車，第一個動作都是先拍拍頭，撲掉滿身的灰塵。
說起早年的東海生活啊，就像個大家庭，我住在男舍第二棟，和艾大衛住在一起，曾校長就住隔壁的隔壁，我早上常常碰到，他正好也在浴室裏洗臉。剛來台灣的時候我不太適應，四個月內，體重掉了三十磅，後來又增加十磅，我想是因為生活正常吧！曾校長擔心外國教員吃不慣食堂裡的飯，要求外國教員一起開伙吃中飯，我常到柯安思家裡吃，曾校長還規定我每個禮拜到牧師家吃頓西餐。雖然大家生活清苦，物質條件不是很好，但是過得還蠻快樂的。我問過一個家住台南的男生，一學期只回家兩次，他倒一點也不覺得苦。而且，我曾經約略的估計過，那時候的學生衣服只有兩套，一學期伙食費，食堂包飯才兩百四十元，一直到一九六二年時，全年學雜費及生活費只要八千元。
不得了的東海風
生活裡頗多趣事，東海的水塔比宿舍高，水壓過大，水龍頭常突然爆開來！我後來搬到男舍七一一室，那個東海風啊，真不得了！有一次測出來，風速每小時高達廿五到三十英哩。朝北的門特別辛苦，很難關上。灰塵大，半個小時就積滿桌面，掃都掃不完。冬天也很冷，有一年降到華氏卅八度，換算成攝氏大概只有三度。我跟學生吃住都在一起，我和他們打籃球，到夢谷烤肉。我也參加合唱團，指揮就是後來的圖書館館長鄭得安先生。學生則教我說中文，跳土風舞。
我在中國出生，在台灣待了這麼多年，我的中國話至今仍然是白話文，沒有什麼文言文的味道。小時候在大陸，家裏講英語，和協和中學的學生講中國話，出去玩會講一點點福州話，但現在已經忘得差不多了，只記得一句：「你會講福州話嗎？」中國語從小就學，在上海念高中時，老師強迫我們每學期背五百個方塊字，還要考試，但是我的程度比別人稍好一點。一九五五年我從美國要到東海之前，還先到耶魯上過三個月的華語密集班，每周廿小時，由兩個在北平出生的美國傳教士和六個北平人輪流跟我們對談，非常有效，他們的中文說的非常標準，可惜時間實在太短。
通才與勞作
通才教育現在已經消失了，十分可惜！我自己在奧柏林學院時，一、二年級就是先接受通才教育，課程包括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數學、語文和英文作文，到了三、四年級才上專門教育。我記得一九五六年東海實施通才教育的時候，理學院的人抱怨最多，覺得浪費太多時間。一九六O年代，吳校長曾開辦一個叫作「社會科學綜合討論」的課程，觀念很新，是由學生輪流上台報告，效果顯著，如果能夠恢復，特別好。
流傳至今的勞作制度，是聯董會特地從美國請來高齡六十五歲，剛退休的蕭查理博士規畫指導的，之前他在美國貝利亞學院推動勞作教育非常成功，到了東海他以身作則，常常自己帶頭做勞作，學生們對他非常尊敬，甚至可以說是崇拜。繼任的亨德博士，組織學生到大肚山頂四個村落去做社會服務，他們利用假日到村裡做排水溝，提供醫療服務，或者找個三合院，放放電影，教村民跳跳方塊舞。這個勞動服務的精神可以說是一貫的。現在學生人數增加太多，勞作制度大受挑戰，如何分配有意義而且足夠的勞作，可說是很大的難題。我也曾經建議過將學生勞作推展到校外的社區，現在東海學生人數十分多，應該更能夠提供這種社會勞動服務，並且必須具備「實質性」(substantive)的內涵，而非只為「做工」而已。
教授相處融洽
一九六二年，我搬進東海路廿五A宿舍，一九六五年回到美國，次年四月結婚，九月底回到東海後，仍住在廿五A，一直到現在。我經常和教授們一起聚會，覺得東海教授的陣容很堅強，學問很好。我還記得政治系的徐道鄰教授，博通百家，口才風度都是第一流。他是從柏林大學回來的，能說三四種語言，兼有文學、歷史、政治、藝術、社會的涵養，上他的課真是一種福氣！如果東海能多一些這種老師那就好了，通才教育也就會有希望。教授們彼此之間也很融洽，從前我們每個月都有一次教授聚餐。有一次我和一位中文系教授方師鐸聊天，剛好那陣子詹森總統宣布不連任，因為他的越戰政策失敗，必須下台。方教授是留日回來的，笑著說這種事情如果發生在日本的話，要切腹！在中國的話，就辭職。而在美國，頂多是不連任而已。從這個笑話裡，我們可以感受到國情的不同。這樣輕鬆而有意義的聊天現在已經很少了，教授之間也不像從前那樣團結和諧了。我覺得重建東海以前的團結，可以從小單位開始做起，例如現在學生流行的學長制、家族制都很好，這比較有可能回復到東海的精神。
重建東海的理想主義
現在回首，才驚覺到時間過得好快，東海的改變十分大，幾年前一位在美國住了十年的老朋友回來看我，當我們一起站在牧場上遠看台中盆地時，他問我說：「 Where have a11 the greens gone？」我無言以對。東海早期理想主義甚濃，學生覺得自己有一個責任義務，去創造這個學校的傳統！當初我拿到學位時，所長還曾經認為回到台灣簡直是浪費我所受的良好教育，但是我堅持已經對東海有所承諾，一定要回來。現在，社會系所有十七個專任老師，算算有一半是我的學生，回想當初的決定，從來沒後悔過，因為我曾經參加過創造這個學校的傳統，我覺得這輩子的根是在東海。我看望東海的未來，大學部能再度受到重視，提升大學部的水準。雖然我們已經有研究所了，即使東海將來變成第一流的研究機構，但可能我出身奧柏林吧，仍然衷心希望重振通才教育。
我這一生沒什麼驚世的大作，我的大作就是我的學生。
（本文摘自《東海風──東海大學的歷史》，﹝台中：東海大學，1995﹞，頁166~169）
進一步：
東海大學的人與書(131) :
Dr. Mark Thelin 練馬可教授
Two Taiwanese Villages, an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conducted by the faculty and students of Tunghai University, by Mark C. Thelin, 1976
Dr. Mark Thelin 練馬可 理想、創造性和東海大
練馬可老師1933年出生於福州，身為傳教士的第二代，他22歲從奧柏林學院畢業之後，便帶著愛來到台灣，1955年十月抵達東海，和七名志願新生、司機 一起幫忙搬東西，開始了在東海44年的歲月--1999年退休返回美國。他成立了全台灣第一個社會系，並且開創了東海當年聞名的「工作營－－在貧乏的年代裡，是一群大學生對社區環 境人群貢獻與付出的記號－－深深影響了東海的文化。
Tsaiman Clare Ho 新增了 2 張相片 — 在 Grinnell, Iowa 。
2009年的12月3日，我去探訪練馬可老師所寫下的敘述。2014年的今天，聽聞練老師歸主安息，歇了地上的勞苦，我將過往的點滴重新貼在臉書，紀念這位充滿良善對主忠心的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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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份去美國時，回程特意安排了前往愛荷華州去探望練老師夫婦。從台灣的工作退休後，他們到英國Durham讀了有關考古學的碩士學位。那年是2000年左右，我也去探望他們。當時他們借住在東海外文系另一個老師Howard在Durham的家。也許一百年的老房子在英國並不稀罕，但充滿古意，很對我胃口。有一個景像，我永難忘懷。有一晚忽然睡不著，半夜醒來，從閣樓的斜窗往外望，一輪明月安靜地掛在夜空，皎潔的月光照耀著Durham 那個有名的大教堂。它們離我好近好近，我的心變得很安靜。
從英國回到美國後，練老師他們分別拜訪了東岸、西岸與中部的三個退休社區，最後選了位於中部的Grinnell。按照他們的描述，的確是三者當中最好的，不但年長者的獨立生活空間受到尊重，醫療、再教育等設備大概也是最accessible的。Grinnell College 步程可達，兩位老人家積極安排自己的生活，常常去聽演講跟音樂會。待在那裡五六天左右的我，盡量參與他們的活動，想看看年長者的生活或是美國所謂的退休社區是什麼樣子。大概是每周二左右，他們兩會去參加一個遊戲活動，叫Trivial Pursuit，就是類似機智問答，但是題目多屬於冷門或是主流上無關緊要的知識。遊戲分成兩隊，分為南跟北(我們通常都是黑跟白隊，分成南北不知道跟美國南北戰爭有無關係)，互相搶答。比如，其中有一題是三文魚(鮭魚，我受了香港人影響了，竟然說成三文魚)肚中靜脈的顏色是什麼?這一題練老師答對了，答案是黑色。Grinnell College是很好的學校，也很貴，非常具有人文特色。台灣日治時期培養出來的精英之一，陳炘就是這裡畢業後，再去讀哥倫比亞大學的。
練老師的身體狀況不如以往。以前他走路很快，手上帶著兩個錶，對於時間的掌握分秒必爭，就是清教徒嚴格自我規律的那個樣子。現在他走路變很慢，常常落在師母後頭。跟年輕時完全相反，以前是師母小跑步跟在後頭。練老師佇著拐杖落後於我們，還叫我們不用在意他，他總會跟上來的。我後來跟師母說，我們還是走慢一點，免得老師太挫折，師母說，他已經挫折很久了。聽了有點不捨練老師。我記得在Durham要坐火車去蘇格蘭時，因為我有點小感冒，練老師硬是塞了很多維他命到我的背包。火車快要開動時，他在窗外追著火車跑，就是要確定我是否有找到座位...當時的心情，還真像朱自清望著父親背影那樣...
上面那張圖拍攝地，是練老師他們的住宅。說到這個退休社區與計劃，應該也挺有意思。房子的土地本身是May Flower協會所有。房子則是練老師出資所蓋。若他們離世，可以將房子拍賣，所得大概八成歸練老師夫婦的財產指定繼承者，其餘二成歸May flower。照片裡倚靠在他們旁邊的是Whitey，是隻流浪狗，本身也很有故事性。她來自韓國喲，因為主人搬往他洲，原先找到別的人家收養，結果自己逃了出來，流浪了四個月，熬過了嚴苛的冬天，是練師母有耐心、愛心，漸漸培養她的信任下，終於馴養了她。我到的那幾天，每天早上，她都當我是陌生人一樣，總會對我吠幾聲。有一天，我考慮兩個老人家辛苦，自願單獨帶她去溜溜。好不容易說服她跟我出門，才走了2個blocks，她就趴在那裡，怎樣不肯跟我再前進。我只得順著她，乖乖往回走，帶她回家。
下面這張圖是前來拜訪的小松鼠。師母見到小松鼠來了，趕快拿堅果灑落在窗前好招待小客人。可惜照相機沒照到，這裡的小松鼠尾巴是棕黃色的，挺特別。
Dr. Mark Thelin 練馬可教授
Two Taiwanese Villages, an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conducted by the faculty and students of Tunghai University, by Mark C. Thelin, 1976
Dr. Mark Thelin 練馬可 理想、創造性和東海大
練馬可老師1933年出生於福州，身為傳教士的第二代，他22歲從奧柏林學院畢業之後，便帶著愛來到台灣，1955年十月抵達東海，和七名志願新生、司機 一起幫忙搬東西，開始了在東海44年的歲月--1999年退休返回美國。他成立了全台灣第一個社會系，並且開創了東海當年聞名的「工作營－－在貧乏的年代裡，是一群大學生對社區環 境人群貢獻與付出的記號－－深深影響了東海的文化。
今晨聞訊練老師過世，虔誠的默禱者已歸主安息。
很慶幸自己有如此的機緣，在練老師最後一次回到東海（2013）的旅程中，近乎全程相伴。練老師不僅屬於社會系，練老師是屬於東海大學的，作為宣教士，練老師除了替社會學系打下基石之外，更心繫著整個東海大學的未來，他的信仰指引著他，教育不僅止於課堂，更帶領著學生走進社會，傾生命之力無私貢獻於台灣。
練老師說過：
「 我們對於一所美善的大學──這是可以定義的──的理想來自過去許多世代的經驗，然而這種理想的內涵卻不為過去的經驗所限。我們要致力把目前的活動和經驗加以塑造，使之適合我們的理想，而這種塑造直到目前都是辦得到的。
如果我們希望鑄造我們的行為、我們的活動來適合一種理想，我們必須怎麼做？我提出兩個我認為特別有意義的字眼：「參與」和「責任」。
我們必須要「參與」進具有當前一切限制的情況中去；這種參與必須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必須是建設的，不是破壞的；必須是一種「必要的參與」，使本社區的每一份子，都永遠警覺到要把我們的理想作創造性表現的責任。
「參與」意謂著「接受責任」。如果我們真正參與進一種境況，我們必須接受責任去求有所貢獻於那個境況，不論是加以維持或加以改變。這種責任不能轉嫁於任何其他人。轉嫁意謂從參與中擺脫出來。」（練馬可著，徐錚譯，〈理想、創造性和東海大學〉。）
對照於練老師寫下這些文字的1970年代，今日的東海依舊切合著此文，想像著當年練老師公開演講的景象，一位長相斯文帥氣的宣教士，在台上說著心中的東海，鼓舞著台下的每一個東海人，我們要「創造性的」「參與」要承擔「責任」，我們要眺望著宛若星辰的理想，由他們來指引我們方向。
陳續升分享了 Tsaiman Clare Ho 的貼文。
很慶幸自己有如此的機緣，在練老師最後一次回到東海（2013）的旅程中，近乎全程相伴。練老師不僅屬於社會系，練老師是屬於東海大學的，作為宣教士，練老師除了替社會學系打下基石之外，更心繫著整個東海大學的未來，他的信仰指引著他，教育不僅止於課堂，更帶領著學生走進社會，傾生命之力無私貢獻於台灣。
練老師說過：
「 我們對於一所美善的大學──這是可以定義的──的理想來自過去許多世代的經驗，然而這種理想的內涵卻不為過去的經驗所限。我們要致力把目前的活動和經驗加以塑造，使之適合我們的理想，而這種塑造直到目前都是辦得到的。
如果我們希望鑄造我們的行為、我們的活動來適合一種理想，我們必須怎麼做？我提出兩個我認為特別有意義的字眼：「參與」和「責任」。
我們必須要「參與」進具有當前一切限制的情況中去；這種參與必須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必須是建設的，不是破壞的；必須是一種「必要的參與」，使本社區的每一份子，都永遠警覺到要把我們的理想作創造性表現的責任。
「參與」意謂著「接受責任」。如果我們真正參與進一種境況，我們必須接受責任去求有所貢獻於那個境況，不論是加以維持或加以改變。這種責任不能轉嫁於任何其他人。轉嫁意謂從參與中擺脫出來。」（練馬可著，徐錚譯，〈理想、創造性和東海大學〉。）
對照於練老師寫下這些文字的1970年代，今日的東海依舊切合著此文，想像著當年練老師公開演講的景象，一位長相斯文帥氣的宣教士，在台上說著心中的東海，鼓舞著台下的每一個東海人，我們要「創造性的」「參與」要承擔「責任」，我們要眺望著宛若星辰的理想，由他們來指引我們方向。
陳續升分享了 Tsaiman Clare Ho 的貼文。
彩滿學姊於2000年和2009年兩次探望練馬可老師，記錄了練老師的養老生活剪影，以及早已超越師生之間的動人互動。今晨聞訊練老師過世，虔誠的默禱者已歸主安息。
很慶幸自己有如此的機緣，在練老師最後一次回到東海的旅程中，近乎全程相伴。練老師不僅屬於社會系，練老師是屬於東海大學的，作為宣教士，練老師除了替社會學系打下基石之外，更心繫著整個東海大學的未來，他的信仰指引著他，教育不僅止於課堂，更帶領著學生走進社會，傾生命之力無私貢獻於台灣。
練老師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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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的12月3日，我去探訪練馬可老師所寫下的敘述。2014年的今天，聽聞練老師歸主安息，歇了地上的勞苦，我將過往的點滴重新貼在臉書，紀念這位充滿良善對主忠心的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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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份去美國時，回程特意安排了前往愛荷華州去探望練老師夫婦。從台灣的工作退休後，他們到英國Durham讀了有關考古學的碩士學位。那年是2000年左右，我也去探望他們。當時他們借住在東海外文系另一個老師Howard在Durham的家。也許一百年的老房子在英國並不稀罕，但充滿古意，很對我胃口。有一個景像，我永難忘懷。有一晚忽然睡不著，半夜醒來，從閣樓的斜窗往外望，一輪明月安靜地掛在夜空，皎潔的月光照耀著Durham 那個有名的大教堂。它們離我好近好近，我的心變得很安靜。
從英國回到美國後，練老師他們分別拜訪了東岸、西岸與中部的三個退休社區，最後選了位於中部的Grinnell。按照他們的描述，的確是三者當中最好的，不但年長者的獨立生活空間受到尊重，醫療、再教育等設備大概也是最accessible的。Grinnell College 步程可達，兩位老人家積極安排自己的生活，常常去聽演講跟音樂會。待在那裡五六天左右的我，盡量參與他們的活動，想看看年長者的生活或是美國所謂的退休社區是什麼樣子。大概是每周二左右，他們兩會去參加一個遊戲活動，叫Trivial Pursuit，就是類似機智問答，但是題目多屬於冷門或是主流上無關緊要的知識。遊戲分成兩隊，分為南跟北(我們通常都是黑跟白隊，分成南北不知道跟美國南北戰爭有無關係)，互相搶答。比如，其中有一題是三文魚(鮭魚，我受了香港人影響了，竟然說成三文魚)肚中靜脈的顏色是什麼?這一題練老師答對了，答案是黑色。Grinnell College是很好的學校，也很貴，非常具有人文特色。台灣日治時期培養出來的精英之一，陳炘就是這裡畢業後，再去讀哥倫比亞大學的。
練老師的身體狀況不如以往。以前他走路很快，手上帶著兩個錶，對於時間的掌握分秒必爭，就是清教徒嚴格自我規律的那個樣子。現在他走路變很慢，常常落在師母後頭。跟年輕時完全相反，以前是師母小跑步跟在後頭。練老師佇著拐杖落後於我們，還叫我們不用在意他，他總會跟上來的。我後來跟師母說，我們還是走慢一點，免得老師太挫折，師母說，他已經挫折很久了。聽了有點不捨練老師。我記得在Durham要坐火車去蘇格蘭時，因為我有點小感冒，練老師硬是塞了很多維他命到我的背包。火車快要開動時，他在窗外追著火車跑，就是要確定我是否有找到座位...當時的心情，還真像朱自清望著父親背影那樣...
上面那張圖拍攝地，是練老師他們的住宅。說到這個退休社區與計劃，應該也挺有意思。房子的土地本身是May Flower協會所有。房子則是練老師出資所蓋。若他們離世，可以將房子拍賣，所得大概八成歸練老師夫婦的財產指定繼承者，其餘二成歸May flower。照片裡倚靠在他們旁邊的是Whitey，是隻流浪狗，本身也很有故事性。她來自韓國喲，因為主人搬往他洲，原先找到別的人家收養，結果自己逃了出來，流浪了四個月，熬過了嚴苛的冬天，是練師母有耐心、愛心，漸漸培養她的信任下，終於馴養了她。我到的那幾天，每天早上，她都當我是陌生人一樣，總會對我吠幾聲。有一天，我考慮兩個老人家辛苦，自願單獨帶她去溜溜。好不容易說服她跟我出門，才走了2個blocks，她就趴在那裡，怎樣不肯跟我再前進。我只得順著她，乖乖往回走，帶她回家。
下面這張圖是前來拜訪的小松鼠。師母見到小松鼠來了，趕快拿堅果灑落在窗前好招待小客人。可惜照相機沒照到，這裡的小松鼠尾巴是棕黃色的，挺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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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wstreetcorner.org/2014/12/16/hwangjin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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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土上的播種者─悼念練馬可教授
黃金麟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坐在電腦螢幕前修改這篇短文時，練馬可老師（Dr. Mark C. Thelin）已經離開這個世界十天。我相信這個時候他已經在天堂的某個角落快樂地過活著，享受凡俗世界沒有的寧靜與安詳。雖然不捨，但仍然為他能得到上帝的寵召，邁向永生而感到欣喜。
【練馬可老師在今年12/1辭世，1933～2014】
四年前(2010年11月)，當我初次提筆描繪我所認識的練馬可教授時，是在他獲得台灣社會學會頒發終身成就獎的前夕。當時我帶著感恩的心情寫下一些自己與練老師相處過的片段，分享給學界朋友和練老師的學生。此刻，我還是帶著感恩和懷念的心情，修改這篇舊文，悼念我所敬愛的老師。
◎東海社會學系的精神導師
一個人的一生究竟能給旁人和來者多少幫忙和啟示，這個問題實在難有明確答案。畢竟，每個人的用心和機遇都不相同，難以苛求一致。不過，與其去計較自己的貢獻和成果，不如點點滴滴、默默地去實踐自己必須完成的職責和工作。這種不求名位，只求完成職責和工作的精神，是我在練老師身上發現的特質。在三十多年的任教生涯中，他總是謹守分寸，以傳播知識和養成學生人格做為自己的職志，用心完成上帝賦予他的播種者角色。說他是東海社會學系的精神導師並不為過。
十分有幸，在出國念博士學位前，我回到東海社會學系擔任一年半的助教，負責的主要工作就是擔任練老師的「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學理論」課程助教。我在大學時期就上過練老師的文化人類學課程，配合起來絲毫沒有問題。社會學理論部分，也因為是自己的興趣所在，十分投入。唯一比較吃重也感覺責任重大的是，必須幫練老師改期中考和期末考的考卷。因為牽涉到學生的權益和公平性，我們都非常慎重其事。通常，我們會先討論答題的重點，然後由我念幾份申論題的答案給他聽，一起討論後評定成績，以做為我改考卷的參考標準。當時，留著大鬍子的練老師帶的是上半邊近視、下半邊老花的黑框眼鏡，中間有一條明顯的折線，外型上很有氣質和學問。我常常好奇的是，他是怎麼看東西的？他會看到我看到的那條線嗎？我至今仍不知道答案是什麼！印象中，因為我即將出國念書，練老師也讓我用打字機重打他修訂過的英文講義，好讓我學習點出國後的生存技能。大學時期，我常常會被系辦邊傳出的打字機聲音所吸引，因為當時的東海社會系只有練老師常打字，而且打得很快，聲音非常悅耳。不知不覺中，我也喜歡上打字機打在紙面上的那種連串、獨特的聲音。PE II出現後（1980年代的一種中文文書軟體），打字機也逐漸淘汰了，但練老師敲打鍵盤的速度、身影和打字機發出的聲響，還深深留在我的腦海中。
1987年，透過練馬可和高承恕老師的推薦，我辭去東海的助教工作到UCLA攻讀博士學位。六年後，當我再度回到東海時，練老師已經因為使命所在，轉赴台南神學院承擔吃重的教學和行政工作。當時，南神複雜的人事問題成為他退休前，必須經常介入處理的問題。1995年，在一次回東海兼課後的校園短程散步中，我問他為何要離開東海到台南任教，奔波兩地？他告訴我，那時的南神比東海更需要他的幫忙，做為一個傳教士，他必須協助南神走出困局。東海社會系已經有足夠的羽翼可以自己飛翔，他已經完成該做的事。時間到了，也就是該離開的時候了。對我而言，這是一個理智上可以接受，但情感上有點不捨的失去。畢竟，他爽朗的笑聲、學者的氣質、流暢的中文和修剪整齊的大鬍子都是我們熟悉的身影，驟然不見，總是覺得不捨。
◎紅土上的播種者
扣除返回美國奧柏林學院和北卡羅來納大學Chapel Hill分校就讀碩士和博士學位的時間，練馬可老師在東海總共任教34年。前兩年(1955-1957)，他的身分是奧柏林山西基金會派赴東海任教的英文老師，後32年(1962-1994)為社會學系的專任老師，但實際上，從1990年開始他已經專心於南神的社會工作學系教育了。
【練馬可老師可說是在紅土上的播種者】
在取得博士學位後，練老師曾經有機會任職美國的國務院，擔任公職，但在吳德耀校長的邀請下，他決定回到東海散播社會學的知識和種子。在當時，他是台灣極少數擁有博士學位的社會學專任教師。1966年到1977年間，他擔任社會學系的系主任，帶領社會學系走過威權體制下經營自由學風不易的歲月。他曾說，有時候他必須使用「傳教士」和「美國人」的身分才能讓自己的課程免於受到政治干擾，當然，他也非常有節制地使用這兩個身分，避免節外生枝產生不必要的困擾。無論如何，在他的堅持和教學下，社會學理論得以完整的方式在東海教授，馬克思的理論也沒有因為情治單位在他的課堂中安插旁聽生，就在他的講課中消失。各種社會調查的研究工作也在他的支持下由師生合作展開。東海的工作營也在他的指導下活躍於各地，造就各種各樣的服務事蹟。沒有私心的教育、用人和領導，是他為東海社會學系豎立的傳統，這是東海的福份，也是台灣社會學發展史上必須記錄的一筆。
1956年，東海社會學系創立，第一任的系主任是由大陸來台的張鏡予教授擔任，練老師是第二任的系主任。從草創到後來的發展，練老師都躬身其事，無役不與。直接受教於他的學生數以千計，其中不乏社會學界的成名前輩和中生代的社會學界同儕，由此衍生的香火關係幾乎縱貫台灣南北，甚至也及於美國的部分大學。在1980年前後，台灣才陸續有出國留學的學生返台傳遞薪火，形成新的活力與氣候。在此之前，學術傳承的責任多數由大陸時期訓練出來的社會學者擔任。東海十分有幸地有正科班的社會學博士領導其發展，學術研究高於其他，自由學風不受政治管束，也不受人事羈絆，這個特質也由此奠立。到目前為止，這都還是東海社會學系的特質。這個特點和傳統的塑造，不能不歸功於練老師的認真與堅持。練老師對社會工作學門的扶持和關心，也分別在東海和南神開出社會實踐的花朵。由於不少社會學系的畢業生後來從事社會工作的行業，而練老師也擔任台灣家庭暨兒童扶助基金會的董事二十餘年，他也因此被家扶基金會尊稱為「社工員教父」。1979年，在他的努力下台灣終於出現第一個社會工作學系。說他是一位播種者，一位在大度山的乾硬紅土上埋首耕耘，留下甜美果實予後輩享用的長者，應是貼切的描繪。
◎我的大作就是我的學生
練老師曾經非常自謙地說：「我這一生沒什麼驚世的大作，我的大作就是我的學生」。他沒有說的是，這些學生都生長在台灣。他用了四十年的時間(1999年他從南神退休)，不求回報地寫這本書。做為一位東海人，我必須說，他不只是屬於東海！在大學教育走到過於體制化、功利化和商業化的此刻，以及教授們因為體制要求而著重在研究數量和出版表現時，他的堅持和用心更顯得珍貴。
【練馬可老師說，他的最佳著作就是他的學生】
2010年，在徵得練老師的同意後，社會學系系友會設立了「練馬可教授發展基金」，接受系友和各界的捐款，以行動實踐練老師關懷學生、關懷社會的志趣，在系友的熱心贊助下，練老師雖然退休了，他對學生和社會的關愛依舊可以透過發展基金持續下去。2013年10月28日，在東海大學的邀請下，練老師和練師母再度回到東海，參加路思義教堂建立50週年的慶祝活動，81歲的他仍然精神奕奕，以謙虛、熱情的態度和師生、系友座談、話家常，鼓勵大家努力向學，並奉獻所學。做為一個老師，他無疑已經成為大家心中的典範。2014年12月1日，練老師在美國Iowa state安詳地離開這個世界。「生命不會永遠美好，但永遠有趣」，這是他的座右銘，也是他的人生態度。哲人已遠，但他留下的精神和風範一定會影響一代代的東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