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在聆聽了當下的公開討論後，認為英國的高等教育體系很失敗，那是可以原諒的。但事實不是這樣。相反，英國的高等教育水平令全世界羨慕。
根據《泰晤士報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全球大學排名，在全球和歐洲排名前10的大學中，英國的大學分別佔3所和7所。而在全球和歐洲排名前100的大學中，英國的大學分別佔12所和31所。
我想不出在英國經濟中有哪一個行業——或者說在英國社會或文化生活中有哪一個領域——能有如此驕人的表現。我們歡呼英國運動員在奧運會上贏得獎牌，歡呼英國電影和演員獲得奧斯卡獎，但我們似乎把英國的大學視為國家的一個問題——儘管我們的研究人員每天都在增進人類對宇宙的了解，尋找治療疾病的方法，幫助我們了解周圍的世界。
在大學員工和老師面臨養老金福利被削減，在研究機構擔心英國退歐對研究產生影響、而他們的撥款模式還可能被改革之時，值得記住我們在哪些方面做得出色。大學是社會流動的引擎，是經濟的驅動力，也是新創意的孵化器。
首相特里薩•梅(Theresa May)在2016年就職時，令人敬佩地將社會流動列為其工作重點之一。大學在促進社會流動方面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推出按收入比例還款型貸款(income-contingent loans)後，許多人擔心的弱勢群體學生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會減少的情況並沒有出現。相反，英格蘭大學培養的學生數量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而且來自弱勢背景家庭的學生數量也達到空前水平。與2006年相比，一名家境貧困的學生上大學的可能性提高了83%。這應該是一個慶賀的理由。
英國社會在社會-經濟、地區和族裔方面存在深度的不平等。大學反映這些不平等，而本身無法消除它們。但大學可以成為解決方案的一部分。數字是驚人的。根據社會流動委員會(Social Mobility Commission)的資料，居住在英格蘭最弱勢地區的兒童，就讀未達標學校的可能性是生活在最優越地區兒童的27倍。大學及院校招生事務處(UCAS)的最新數據顯示，來自最優勢郵政編碼地段的學生在A-level考試中獲得3個A或更優成績的可能性，是來自最弱勢地區學生的14倍。就在普通中等教育證書(GCSE)考試中獲得8個A*或更高分數的學生人數而言，英格蘭排名前八的學校與排名墊底的1500所學校打了個平手。
族裔差異也很嚴重。根據高等教育統計局(Higher Education Statistics Agency)的數據，黑人學生在A-level考試中獲得3個A或A*的學生比例為二十分之一，白人學生為十分之一，華裔學生為四分之一，而總體平均為八分之一。我們需要了解這些差異背後的原因。只有找到原因，我們才能夠縮小差異。
地區差異也很驚人。白金漢郡(Buckinghamshire)和赫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獲得3個A*的學生數量（1352人）幾乎是整個英格蘭東北部（734人）的兩倍。也許最發人深省的是，英國智庫“社會市場基金會”(Social Market Foundation)發現，對於2000年出生的孩子，居住地對其未來學業成功的影響比1970年出生的孩子受到的影響更大。
牛津大學(Oxford)經常受到批評，被指未能招收更多的貧困學生、少數族裔以及小地方的學生。我們每年投資1720萬英鎊以求改變這種局面。雖然步伐緩慢，人數偏低，但發展方向是清晰的：在過去五年裡，來自兩個經濟上最弱勢群體的學生比例從6.8%提高到10.6%。來自兩個教育最弱勢地區的學生比例從9.5%提高到12.7%。我們發現，招收非傳統背景的聰明學生的最成功方法是將他們帶到牛津，在那裡他們通常會驚訝地發現，其他學生是“正常的”。
英國經濟正處於不確定時期，但像牛津這樣的大學可以提供幫助。牛津的年度運營預算為22億英鎊，提供超過5萬個就業崗位，每年為當地經濟帶來23億英鎊的收入，為英國和全球經濟分別帶來超過50億英鎊和70億英鎊的收入。牛津最近在市場上發行7.5億英鎊的100年期債券時，吸引了28億英鎊的潛在投資，突顯全球投資者對其所提供教育的持久價值充滿信心。
梅曾談到雄心勃勃的英國產業戰略。其中的障礙之一是技能缺口。但是，堅持要求每所大學都提供學徒制課程是無法彌合這一缺口的。英國擁有龐大而多元化的高等教育和繼續教育體系。我們需要的是進一步明確目的，讓不同類型的教育機構各盡所長。德國是經常被引用的例子，但我不相信，人們能找出德國一流理工學院被要求轉型為人文學科中心的例子。
我們這些在高等教育行業工作的人常常覺得，在爭取年輕人選票的戰鬥中，大學被當作政治足球。不應該這樣，因為大學太重要了。像牛津這樣的大學對政治動盪並不陌生——畢竟，我們曾在內戰中支持了失敗的一方，為此遭受了譴責和懲罰。在英國面臨政治不確定性和財政制約的當下，大學可以幫助帶領國家。各個政黨應該將大學視為盟友，而不是替罪羊。
作者是牛津大學校長
譯者/何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