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改缺乏方向
30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已成共识，那么，依然“混沌”的教育体制改革能否从经济体制改革中汲取经验呢？
经济体制改革不妨概括为“一个目标，三个层面”。其目标清晰，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即是人们常说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而三个层面则是通过调 放结合的价格改革，形成市场价格体系和市场机制；通过政府机构设置调整、行政体制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推进宏观管理体系的建立和规则形成；通过发展民营企 业，改造国有企业，引进外资企业形成市场的微观主体。
如果套用上述经济体制改革的分析框架，那么教育体制改革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经济体制改革之初，至少就“改革派”而言，改革的目标就是明确的，即经济的市场化。但是，教改搞了30年，目标仍然是模糊的，教改向何处去？“彼岸”在哪里？至少是缺乏共识的。
没有目标，就会迷失教改的方向，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改革战略和策略。我曾经提出过，相对现在行政垄断的教育制度而言，建立自由教育制度应当是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我这里说的自由教育制度是指约束或规范出资人自由办学、教师自由授课、学生自由择校、择课的一系列规章制度。
再说教改的规则与办学机制、宏观监管体系和微观主体这“三个层面”。
与经济领域的产品不同，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服务型产品，它提供的效用——“知识”——常常因人而异，难以直接评价。但教育的“成本”则可计算，比如， 教育产品若与其它经济产品一样完全市场化，教育（产品）的价格就由市场供求决定。反过来说，教育的市场价格就调节教育的需求，并配置教育资源。然而，教育 又是一种外部性很强的产品，是缩小人与人的能力差异和收入差距的“公平”的源泉。教育历来被社会和政府所重视，甚至被当作公共品来生产。因此，不完全按照 市场机制来办教育就应运而生。其中不足以收回教育成本的免费和低价收费的学校只能靠社会捐助和财政补贴来维持运转。这就是当初的大学都是由教会、行会等公 益性团体和政府举办的根本原因。不过，此类“公费”学校有时缺乏效率，就给按市场价格收费的营利性学校提供了生存的机会，并迫使非营利学校进行某些市场化 改革，这也是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教育改革的趋势。
概括地说，美国等西方国家教育体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公益性的半市场机制，即非营利性的自由办学机制，人、财、物投入按市场价格计成本，产出则不完全按市场计价，这类约占学校90%；另一类是不论投入和产出都按市场计价的营利性学校的办学机制，约占10%。
应当看到，不论是否营利性，出资人在办学上都是自由的。就我国现状来说，法律和政策都不允许营利性学校存在，不承认学校的营利性（但无法杜绝变相的 营利性），不能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就是非营利性学校，也不存在“半市场机制”，因为其投入的价格是不能“议价”的，产出的价格也不能“自主”决定，而 是由政府（教育部门）制订的，不论是公办还是民办学校的办学都不是自由的，既无生产者主权，也无消费者主权，仍然处于行政垄断状态。
说到宏观教育监管，现在的教育管理部门集“管、办、评”一身，宏观和微观管理不分，学校仍然是政府教育部门的“附属物”。改革的方向就是放权和分权 以及转变职能，也就是将教育的“主管部门”转变为行业性的监管部门，主要是将公营学校“产权”的代理职能、教育的社会管理职能（教育的规划、规则制订、监 管等）与微观教育管理职能（办学、入学考试与录取、学科与课程设置、授课方式、毕业制度以及供产销人财物的管理等等）相分离。该下放的下放，该剥离的剥 离，“桥归桥、路归路”。改革后的教育部门最终成为规则的制订者、监管者和裁判者。
至于建立自由教育的微观主体问题，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微观组织——市场意义企业的再造先于市场规则的成形。正是有了成千上万的市场生产者或交易 者，市场经济才不可逆转。教育改革能否像经济改革一样，从自由教育的微观主体再造入手呢？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在于：自由教育的微观组织的再造要难于 微观经济组织的再造。因为除了利益障碍之外，还有意识形态的障碍，以及政治安全等方面的考虑，而不像经济体制改革那样易被各方面接受。此外，市场意义上企 业的再造的组织规则相对单一，而自由教育的机构则适应两种以上的规则，比如营利性规则与非营利性规则等，这就增加了改革的难度。
我认为自由教育的微观主体再造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
第一，通过下放教育自主权和分权的方式，改造公营学校，使各类学校成为真正的相对独立的教育主体，并按照国有资产管理法规以及非营利性学校相关法规 进行登记和管理。此外，也可转制或改制为非国有的、社会的、非营利性的学校，当然也可出售给投资人改为股份制的市场营利性学校。比如出售某些技术性、职业 性的院校。
第二，大力发展和改造民办学校。正如当年民企兴起促进了国企改革一样，民办学校的兴起、发展、转制或改制也必将促进公办学校的改革。可悲的是，民办 学校至今改革不到位，处于“四不像”地位。其中相当部分生存非常艰难。它们应当转制或改制为不同类型的学校，至少有四种组合可以选择：转为非营利性的社会 资助性学校；转为非营利性公营学校；转为营利性股份制学校；转为营利性独资学校。
第三，大力引进外资，举办中外合资或外资独资学校。引进外资的“开放带动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成功的经验之一。我们是否借鉴其经验，通过引进各种不同的办学资金，开展不同类型（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学校的试点，推动教育体制改革及其微观教育主体的再造呢？
如果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可以分为恢复和探索、“放开搞活”、经济体制转型和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及完善这四个阶段（我们现在仍处于第三阶段），那么不妨将教育体制改革分为下列阶段：
从1978-1992年前后，为恢复（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体制）和探索阶段；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为侧重于“放开搞活”的阶段，即被称为教育的“产业 化”极大地刺激了教育供给，缓解或结束了教育短缺局面，甚至局部出现供大于求的结构性过剩。但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就业严重不足既折射出行政化应试教育的弊 端，也突显出结构性的泡沫问题，它昭示着教育体制改革的第三阶段——即教育体制转型的到来。
从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看，教育体制的转型是非常艰难的。它不仅受制于利益的博弈，而且取决于决策者对于意识形态及政治安全的考量。它需要时机和条 件，但一切改革都应准备预案，况且从理论（理念）的提出到政策制订及实施至少有3至5年的滞后期。今年，国家就《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问计 于民，提出教育改革战略“山寨版”也许恰逢其时。
（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本文为作者在6月27日“为教育改革和发展建言献策系列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作者授权本网发表。）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教育绝境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老愚 2009-06-26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描述中国的教育，那就是溃败。产业化教育将中国拖入一场马拉松式的赌局之中，被胁迫加入游戏的皆成输家，坐庄的席卷了所有的财富。
似乎有那么一个“老大哥”——英国作家奥维尔在名著《1984》里塑造的“独裁统治者”， 一直在盯着我们，全体国民都通过荧光屏幕处于其严密监控之下，无条件地服从其旨意。 “不过，他的角色已经变成了精明的商人”。（见6月12日出版的《南都周刊》）
以优质资源做诱饵的庄家，制定了一整套游戏规则，每一个环节皆明设或暗设机关，布下天罗地网，令参与者束手就擒。这与“老大哥”的控制手段如出一辙：单一的思维和需求导致单一的选择。
通过意识形态审查与控制，以及经济寻租的双重扼制，实现了教育的专制。人的教育死了，掠夺开始了。
在教育的名义下，搞定一切。所有的人都是人质和筹码。
求赢的目的论教育学与成功学，窒息了学子的心灵。他们大都丧失了学习的兴趣，以考分机器的面目度过人生最美好的年华。
父母们焦躁不安，倾注全力——精神和金钱，供养自己家庭以及家族的希望之芽。
全社会处于异常紧张的战争状态，为每年一次的中考、高考、考研考博而操劳。
每一个考生的亲人为争夺有限的资源而奔走于权柄之间，迁移落户，风餐露宿，寄居他人屋檐之下，早起晚睡，接送，辅导，训斥，牺牲节假日，放弃人生享受，为的只是后代完成跳龙门的壮举。设计复算计，没有心机的有了心机，有心机的成了人精。
在貌似唯一公平的平台上，谁也不愿意先输一程。有钱没钱，都得咬紧牙关，走过这一伟大的长征。考上了名校，也只是稍稍松口气，还有找工作，买房子， 婚嫁诸事有待操劳。一代代就这样老了，没有人能看到苦难尽头那一抹曙光。有诗人在二十年前曾经感叹：为什么我看到的总是父亲的背影？
我们要走的是一个程序，一个只想采撷果实——毕业证的行为艺术。
对绝大多数学生来说，他们从未完整地发育过，获得教育的滋养。无暇顾及自己身心的成长，鲜有时间培育自己的情感和想象力，从而确立安身立命的价值 观。目标在前，没有当下。教育把孩子与自己的生命割裂开，把他们与生活和广大的世界隔离开，他们在死寂的环境里“记住一切有可能在考试中出现的东西”（一 个美国中学生的话）。
中国丧失了自己的孩子。
他们不会犹疑、徘徊，父母包办设计好了他们可怜而伟大的一生。目标坚定——不是自己认可的；全心全意——不需要操别的心，父母已经包办了他们的一切 生活及生存杂事；唯我独尊——他们是家庭的核心，一颦一笑决定着家庭的气氛；冷漠世故，他们把一切都看穿了，故此不再有发自内心的热情，世界与自己无关。 他们是一座座孤岛，长夜难明。
作为起点的大学，成了终点。放松，放纵，他们要把十多年压抑的力比多发泄出来，要补偿自己。性与就业，主宰了校园生活，对真理和智慧的探究，在功利性的目标前，变得如此卑微。可悲的或许是，很多人从来就没有过求知的冲动，因为他们早就没有了那种本能。
对成功学的信奉者而言，时间是无用的东西，他们更愿意相信各种层出不穷的速成技巧，所以，在中国，教育常常就是骗子的产业。只要给出一个速成的目标，家长们很乐意掏瘪自己的钱包。
教育制造的灾难，正在由全社会来承受。
高考前夕，直接留学和弃考成为热点话题。“攀升的弃考率，反映的一个逻辑是——高等教育相对投资价值的下降。”第二十五期《瞭望东方周刊》的社评指出，中国高等教育替代品的出现和高等教育产品自身预期的下降，是两个主要原因。
高教大跃进所制造的产品——毕业生，已经成为中国维稳的不稳定因素。从鼓励大学生做村官到鼓励参军，政府殚精竭虑。第二十一期《中国新闻周刊》以“ 新知青运动”为题，介绍了几位大学生村官的现状，在精英匮乏的农村，他们未改变什么，却往往被改变着。一滴水撒进大地，孤独的是水。他们并不想把根扎在农 村，那只是人生的一个过渡，被动选择的他们，期待着服务期满后的工作前景。从2008年开始的十万大学生村官计划，显然需要面对庞大的就业缺口。“在行政 资源有限的背景下这样的出口能有多宽，未为可知。”持续增长的待业数量恐怕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消化。问题是，支持大学生社会就业的政策，无意间在和农民 工争夺饭碗。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唐钧专家对《新世纪周刊》记者说，参军这项缓兵之计堵死了农民的路子，把大学生当人才培养当农民工用，最后的结果就 是“读书无用论”观念的抬头。
灾难的源头在大学。第十三期《财经》杂志指出，大学生就业难根源在学校，因为他们不考虑社会需要：专业人数过多，专业培养模式与市场需求严重脱节。 “高等教育的定位与产业解构的需要错位”。在毛入学率高达22%的中国，学校家长和学生，依旧是原有的精英意识。“普通专科学校也向培养高级人才的方向靠 拢”。据统计，全国有326所学校设立经济学专业，510所设立法学专业。
1999年以来，本为延缓就业压力而实行的缓兵之计——扩招，制造了巨大的教育泡沫，置师资和需求于不顾的高等教育大跃进，促使院校攀比式升级，一 个专科院校短短数年就可以发展成为一所综合性大学。专业同质化，教育过剩。师资不足，生源素质下降，专业设置脱离需要，在人保部劳动科学研究所主任张丽宾 看来，这些因素造成“地方院校走出来的专科学生成了真正就业困难的大学生”。
聪明人借助泡沫大发其财。以独立相标榜的大学排行榜就是一例。
6月22日出版的《时代周报》报道，身份不明的武书连收取多所高校“赞助费”，使其排序靠前。互相利用的结果，依据此民间排行榜选择学校的考生，掉进了谎言的陷阱。
在我看来，第十七期《新世纪周刊》所作的“中国大学满意度排行榜”具有一定的说服力。这个由毕业生对母校打分所建立的排行，可以充当选择学校及专业 考生的参考。在今年的榜单上，上海交大独占鳌头，前十名中有六所出自长三角地区，记者分析乃是得力于该地更丰富的就业机会；高校扩张最疯狂的武汉，大学生 总数已经超过京沪两地，达百万之众，但签约率仅有两成，就业形势最为严峻。该榜最有吸引力的一个子榜或许是“工作收入薪酬排名”，名列前二十名的复旦等高 校脸上有光了。
大学资格争夺战丑闻迭出。继《中国青年报》揭露吉林松原高考疯狂作弊后，《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深入采访，为我们细致描绘了一幅惊心动魄的群丑图。当 地的作弊，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高考作弊公然以产业化的姿态挑战道德极限：从户口迁移、集体抄袭到使用高科技作弊器，一条龙服务迅捷便利。监考形同虚 设，教师参与贩卖作弊机，人们的羞耻感罪恶感荡然无存。他们唯一的集体快感或许是，以己之获利，鲸吞了属于他人的资源和未来。2008年，该市600分以 上的考生超过了该省两个大城市长春和吉林的总和。
诸多高考丑闻无一不在证明：大学资格成为掠夺最激烈的一块领地。原因在于，这是全社会能争夺的唯一一块公共资源。对每一个家庭而言，孩子是家庭的未来；对每一个学生来说，这是改变命运的天梯。
考上大学之前的日子是可怕的。每一所学校几乎都类似于集中营。压抑的气氛令孩子们终生难忘。那种残酷是渗入骨髓的。第二十三期《新民周刊》报道了一 个13岁上海少女的自杀事件。精神折磨彻底击溃了一个少女。可怕的是，学生大都不愿作证，记者费尽周章才找到三个肯说话的学生，还原了那堂致命训话的核 心。该不幸事件的症结在于，升学指标造成教师心理失控，把压力转移到无辜的学生身上。处在压力和焦虑中的学生，恰似一座活火山，随时会喷薄而出。
在上中学之前，奥数与英语，犹如两条毒蛇，缠住了每一个家庭。追求智慧的东西变成了加分工具，机巧取代了对未知的探求；外语取代母语，成为荒诞而实用的敲门砖。
教育学者杨东平教授不明白，影响学生健康和家庭经济的坏事，为何就不能得到纠正呢？利益主体乃庞然大物，只有如此，他们才能保证其垄断收入。越大越急迫的问题，越会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拖延下去。所有的人为灾难到最后都不会有真正的责任人。
这种教育走到自己的终点了吗？
敏锐的《新周刊》这次选对了题目：《无法成人——中国人的成长链》。作家胡小同不无讽刺地写道：求学越来越早，成家越来越晚，毕业越来越难找到工作。一切“为了孩子”的中国父母是中国孩子无法成人的根源。
缺乏生气的学生们的脸，焦虑而严酷的教师的脸，执着又茫然的父母的脸，为中国打上了难以轻松的底色。被讥讽为中国式母亲和中国式父亲的中国家长们，只有当你们走出了成功学的魔咒，游戏才或许可以终结。
让我们记住台湾大学校长的话：“大学是社会良心的最后堡垒”。 “学生具有良好的品性，社会的良心堡垒就更加坚固”。（见第十三期《南风窗》）如果我们让自己的孩子丢失了良好的品性，即使上了再好的大学也没用。一个不能自己选择道路的孩子是没有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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